會議室里聚滿了刑警，金縣治安還算可以，一年到頭沒幾次刑事大案。這次鬧出個綁架案，而且綁匪一開場就割下人質耳朵并煮熟，手段殘忍，性質惡劣，加上綁匪大不慚的口吻挑釁警方，徹底將警方震怒了！

王格東向全體做了案情通報，隨后道：“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綁匪一共有幾個人。目前跟我們聯系的只有一個人，但他一直自稱是‘我們’，現在不清楚這伙人一共有幾個，以及他們有幾個窩點？”

一名老刑警分析道：“對方自稱是‘我們’，但我覺得綁匪就是他一個，沒有其他同伙。”

“哦？”王格東好奇地看他一眼，道，“為什么這樣認為？”

“綁匪說他是綁架的中間人，江小兵不在他身邊，但割耳朵煮熟那一回，對方又稱這件事讓他很惡心。如果江小兵不在他身邊，而在另一個窩點的其他同伙處，那么他怎么割下江小兵耳朵的，又哪會覺得惡心？這說明所謂的中間人是假的，江小兵就在他身旁，他自稱‘我們’，只是為了壯大聲勢，裝腔作勢。”

另一人反駁道：“你這個分析不對，我記得綁匪第一次要割耳朵前，電話里說他們要商量一下，掛斷電話后，過了幾分鐘才重新打過來問江小兵的耳朵是不是有顆大黑痣。這表明江小兵確實不在中間人身旁，他先打了電話給其他綁匪確認后才說的。至于綁匪說的惡心，不是指割耳朵這件事，是指把耳朵放在望江路上。江小兵的耳朵，是綁匪的同伙在其他地方割的。隨后同伙把耳朵交給他，他把耳朵裝盒子里，放望江路上。”

老刑警道：“可是如果說，江小兵在其他同伙手里，為什么同伙割下耳朵煮熟了，先交給中間人，再由中間人來安放，不是同伙直接放到望江路上？”

這人道：“這說明綁匪有嚴密的分工合作，其他人只負責控制江小兵，所有的與外界接觸，都由這位中間人來完成。即便中間人被抓，他們手中依然控制著人質，能與我們警方周旋。”

聽了他的話，老刑警暫時也找不出理由反駁，因為他們目前所有的猜測，依據的都是這個“中間人”的所有對話，此人的話里有幾分真幾分假，根本沒法斷定。

王格東對他們的觀點，覺得都有幾分道理，與綁匪通話中，他自稱是“我們”，又稱自己是中間人，江小兵不在他身旁。但江小兵耳朵至少他是見過的，也是他安放在望江路上的。如果綁匪真有如此嚴謹的分工合作，看來對方有點來頭，案子不是那么容易破的。

思索一番，王格東道：“目前僅有的線索依據只是我們跟綁匪進行的幾次通話，僅憑這些，還無法完全判斷綁匪究竟有幾個人。我們姑且從最壞情況考慮，相信綁匪說的，他是中間人，另有團伙在控制著江小兵。現在最關鍵的，還是找出綁匪的位置。無論是這個中間人，還是控制江小兵的其他團伙，只要找到其中一處，就能一舉抓獲這幫匪徒。嗯……還是按步驟來吧，林隊，你先給大家講解一下江小兵失蹤的情況。”

林杰站起身，安排投影儀在墻上投出一幅地圖，他拿著天線桿介紹：“江小兵是進入這條長度四百多米的安樂路后失蹤的。大家可以看到，安樂路的地形比較利于我們警方的破案。這條路上，一邊是河道，河道很深，綁匪不可能從河道出入。另一邊是居民樓和店面屋，共一百多戶人家，整排沿街房屋，背后是片綠地和已拆遷路段，房屋中間沒有隔斷，也沒有其他小路進出。而在安樂路的兩頭，分別有一個監控探頭，也就是說，整條安樂路是個封閉區間。綁匪作案，也必然經過監控探頭。雖然案發是晚上，兩個監控的清晰度都不好，但我們初步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只發現江小兵從西面這個探頭進入后，再沒從任何一個探頭出去。那么綁匪讓江小兵這樣一個大活人，從安樂路這個封閉區域內消失，只有兩種辦法。一是用車把江小兵裝上后帶走了。二是綁匪的窩點就在安樂路一側房屋的某一間內。”

王格東補充道：“綁匪的窩點就在安樂路上的可能性不大。因為經過我們的前期偵查，得知江小兵的回家路線不固定，大部分時候都跟其他同學繞外面的大路回家，很少會穿過安樂路。如果綁匪的窩點就在安樂路上，他要綁架江小兵需要等待三個條件。一是江小兵落單；二是江小兵選擇走安樂路回家；三是安樂路當時沒有其他行人。三個條件同時成立的概率很低。所以我考慮，綁匪想提前在安樂路上租下房子，等這三個條件同時滿足時綁架江小兵，造成江小兵憑空消失的假象，得等到猴年馬月了，這種犯罪可能性很小。所以綁匪更應該是用車把江小兵帶出監控的。”

大家對王格東的分析都很認同。

王格東繼續道：“如果綁匪是用車子把江小兵運走了，那么不管綁匪是在案發前車子就已停在安樂路上，還是案發后，制服住江小兵，才把車子開進來運走。最終的結果，綁匪的車子必然是在案發后，駛離出了安樂路上的監控。林隊，案發后駛離出安樂路監控的車子有幾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