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上已經向國民政府提交了駐上海八辦的名單，伯特利醫院的那位同志的名字也在里面。”彭與鷗喝了口茶水，說道。

程千帆驚訝的看了彭與鷗一眼，沒想到彭與鷗竟然想到了這個辦法、幾近完美的解決了危機，他心中暗暗點頭，贊嘆不已。

國立復旦大學正在為秋季開學做準備，轟隆而過的日軍飛機，傾瀉在校園里的炸彈，江灣鎮周圍越來越近、震耳欲聾的槍炮聲，打散了復旦師生對新學期的憧憬。

以目前的形勢來看，復旦大學可能將向學生們發出校史上首個‘取消開學’的通知。

復旦大學副校長南軒先生在學校內部會議上表示，‘懷著“本校傳統的愛國精神，絕不許我們在敵人鐵蹄下開學“的信念，’學校要為上海可能淪陷做準備：

學校要開始整理、從日機的轟炸下搶救重要檔案、文史資料、重要儀器，做好撤離上海的準備。

其中，包括復旦大學，以及已經部分提前撤離上海的同濟大學等等高校的歷史教授們也接到了任務：筆趣庫

編寫、保護歷史教材，告訴子孫們我們是炎黃子孫，是中國人，避免亡國滅種！

鑒于復旦大學目前的情況，出于安全考慮，白若蘭也不能在新學期來學校旁聽。

程千帆借口來為白若蘭領取課本和講義，順理成章的和彭與鷗會面。

……

針對伯特利醫院之事，程千帆同彭與鷗進行了嚴肅的討論：

如何避免我黨同志因為孩子們無意間的舉動而暴露。

討論的話題有些可笑。

孩子的天性是純真的，孩子們何其無辜。

但是，現實卻是無比殘酷的。

類似的事件此前也曾經發生過。

最著名的莫過于任培國同志當年在公共租界被捕之事。

當時，任培國同志前往靠近楊樹浦工廠區一幢石庫門的二層樓房，參加秘密會議。

不過，此住所已被公共租界巡捕房偵知。

在任培國尚未到來之時，巡捕房巡捕已逮捕了三名提前趕到的與會同志，巡捕行動迅速，以至于同志們沒有來得及發出示警訊號。

任培國來到會議地點后，見門上并沒有顯現出事的信號，以為一切正常，便信步登上臺階，敲響了房門。

門剛打開一半，警覺的任培國立刻發覺情況異常，轉身即欲離去，但為時已晚，多名巡捕沖出來，雙手按扣住他。

一個便衣巡捕逼迫住守該機關一位女士，說出任培國的身份和姓名。

這名女士是郭亮烈士的遺孀李燦英同志。

抱著犧牲之決心的李燦英堅決表示“不認識來人”。

任培國也立刻解釋說走錯房門了。

但恰在這時，一個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李燦英有個三四歲的兒子，名叫郭志成，是李女士和郭亮烈士的兒子。

任培國非常疼愛這名烈士子女，經常從自己微薄的生活費中省錢出來給孩子買糖果，補充營養，故而孩子與他很親近。

雨霧中，三歲的小志成辨認出了自己的“任叔叔”后，便一下子撲了過去，親熱地依偎在任培國身上……

如此，任培國被捕。

不過，他始終沒有暴露真正的身份，再遭受了三十多天的嚴刑拷打，依然不承認自己是紅黨。

而當時正領導特科的翔舞同志親自指揮，設法托關系、又請律師、打官司，將任培國同志營救了出來。

程千帆和彭與鷗討論一番，依然沒有太好的辦法解決類似事件。

革命同志也有愛情，也要結婚生子。

說句最直接也最殘酷的話，沒有了孩子們，同志們犧牲了，誰來繼續革命！

而且，在地下潛伏工作中，有了家庭，有孩子們的存在，本身便是很好的掩護。

所以，這種情況是無法完全避免的，只能更加謹慎小心一些。

不過，彭與鷗接受了程千帆的建議：

潛伏人員，禁止在平素生活中向孩子們提及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事情，譬如說，具體到此事，不能教導孩子們認識‘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之類的標語性質文字，具體到以后，考慮到上海可能淪陷之情況，便是不能教導孩子們認識‘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類的標語性文字。

可以教導孩子識字，但是，不能針對性的教導標語性文字。

這看似是一件小事，但是，無論是程千帆還是彭與鷗都是格外重視。

……

程千帆向彭與鷗匯報了劉波被引渡之事，特別提及了劉波在被押上囚車之時高歌《國際歌》的場景。

“這一幕實在是太震撼了。”程千帆摸出煙盒，他看了一眼窗外走過的同學們，沒有給彭與鷗遞煙，而是自己抽出一支煙，然后隨手將煙盒放在桌面上，請彭與鷗自己拿。

“我幾乎下意識的認為劉波是自己人了。”程千帆搖搖頭。

“說說你對此事，以及對于劉波的看法。”彭與鷗摸過煙盒，抽出一支煙，隨手將一份講義遞給程千帆，指了指里面的內容，然后點燃一支煙，看著程千帆在講義上抄注。筆趣庫

“程巡長，字很漂亮啊。”彭與鷗略提高聲音說道。

這不是恭維，以他的個性，也不適合說出恭維的話，程千帆的鋼筆字確實是非常漂亮，筆鋒有力，游走間可見銀溝！

程千帆微笑不語，從小祖父、父母就監督他習字，父母犧牲后，‘翔舞’同志和‘農夫’同志去看望他，都曾經指導過他習字。

“依我之見。”他思忖片刻，“首先，劉波確實是在監獄里宣傳紅色思想，根據我的了解，劉波對于紅色的理解非常深刻，甚至于比我們的一些同志的理解還要深刻，當然，這并不能說明劉波有強于我們同志的革命覺悟和意志。”

“但是，這確實是可以證明，劉波是有可能受到紅色思想的影響的。”彭與鷗說道。

“是的。”程千帆點點頭，“在‘農夫’同志指出這一種情況之前，我是決然難以相信會發生這種事情的，也不會朝著這方面聯想，但是，現在來看，確有可能。”

“不過，具體到劉波今日高歌《國際歌》之事，我并不認為劉波已經完全自我轉變為紅色戰士了，而是認為他是在傳遞信號。”程千帆說道。

“信號？”彭與鷗問道。

“是的，信號。”程千帆說道，“劉波是一個聰明人，他出身貧苦人家，但是，有文化，做事聰明，也并不缺乏做事手腕，這樣一個人，不可能看不出來三本對他的猜疑。”

“特別是青田一夫被殺之事，劉波通過報紙是知曉此事的，也正是此事之后，三本次郎對待劉波的態度開始轉變。”程千帆說道，“我懷疑劉波已經猜到了三本次郎打算拿他當替罪羊的企圖，甚至是感受到了三本對他的殺心。”

說著，程千帆彈了彈煙灰，微笑說，“日本人要殺他，黨務調查處拿他當‘魚腸’，早晚也要殺他，劉波思來想去，反而是被誤會的‘魚腸’這個身份，可能能救他一命。”

“故而，劉波在公開場合‘表露’自己的紅黨身份，想要引起輿論關注，甚至是吸引我黨真正出手，救他一命。”彭與鷗說道，對于程千帆的分析，他是傾向于相信這種可能性的。

“不過，還不夠。”彭與鷗搖搖頭，“黨務調查處殺人不眨眼，劉波隨時可能被殺，他應該有別的法子暫時保命，等待后續被‘救援’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