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正是因為自己同樣是從隊伍上出身的，他才更加清楚一名紅色隊伍走出來的同志想要成長為一名優秀的秘密戰線同志是多么的困難。

兩年前的時候，彭與鷗同志抵達延州，經彭與鷗同志的建議，組織上派遣紅色電臺高級干部陶青輾轉來到上海開展電報工作。

初到上海后的陶青并沒有馬上進入到“為黨組織工作”的緊張狀態中。

房靖樺同志在同陶青同志會面之后，認為出于隱蔽戰線的需要以及對于陶青自身安全的考慮，組織上應該留出一些時間讓陶青對于上海這座城市能有一個“熟悉并且融入”的過程。δ.Ъiqiku.nēt

當時，陶青對此是不太理解的。

房靖樺同志便微笑著，從陶青同志的行舉止，乃至是一些細微的動作加以剖析，最終令陶青心服口服的接受‘改造’：

陶青是經歷過長征的布爾什維克戰士，他的身上有紅色部隊中長期生活戰斗的經歷。

在房靖樺這樣的有著豐富隱蔽戰線工作經驗的同志們看來，陶青身上所時刻體現出的這些從紅色部隊中帶來的優秀品質，這固然是好的，令人敬佩的，但是，卻同時也是非常容易讓他在城市地下工作中暴露身份的。

譬如說，陶青見到有權有勢、欺壓百姓的惡人，他會表露出厭惡和憤慨的情緒。

而見到了貧苦的民眾，便會毫不猶豫地慷慨解囊，一開始的時候，陶青經常是外出歸來的時候已經身無分文，他甚至多次餓著肚子，以便省下來的飯錢給小乞丐買御寒的衣物。

很顯然，這樣的高貴品質是極易引起某些有心人的懷疑的。

故而，房靖樺認為陶青必須有一個熟悉環境的時間，他給陶青布置了一個任務，必須改頭換面，成為一個精致利己的小市民。

于是乎，陶青便一步步的試著改變自己——

他沒有再留平頭，而是開始蓄發，開始習慣用發乳將頭發打理的油光锃亮，開始穿干干凈凈的長衫，有時候還會西裝革履，皮鞋擦拭的明亮。

譬如說現在，陶青是一身筆挺的西裝，腳上是黑色的皮鞋，鼻梁上是金絲邊眼鏡，頭發打理的光亮順滑。

……

“陶青同志，你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是我們的同志。”謝若男看了陶青一眼，忍不住說道。

“我要是一看就像是紅色戰士，那就糟糕了。”陶青便笑了說道。

他給謝若男倒了一杯茶水，“另外，不要稱呼某某同志，務必要養成這種習慣，須知道，我們倘若暴露，大多數情況下就是因為這些看似不重要的小事上面。”

“好的，陶大哥。”謝若男說道。

陶青沒有繼續糾正謝若男對他的稱呼，這個稱呼暫時還是可以使用的，組織上給謝若男安排的是他的未婚妻的身份。

確切的說是雙方父母定下的娃娃親，故而兩人屬于既有婚約，又談不上太過親近，雙方之間也不太熟悉。

“木恒現在怎么樣？”陶青問道。

“他很好。”謝若男微笑說道，“如果木恒知道我是來和你搭檔，一定會托我帶口信問好的。”

出于保密的原因，方木恒對于這個情況自然是不知道的。

“我上次聽一位老朋友提起過，說是你們準備結婚了？”陶青笑著問道。

“我們已經建立了戀愛關系，正準備向組織上請示，確立革命伴侶關系呢。”謝若男說道，語氣中帶著幾分愴然。

按照她和方木恒商討的計劃，兩人準備在下個月正式請組織上批準結為革命伴侶，只不過，這次緊急任務卻打亂了兩人的計劃。

“耽擱了你們的喜事，非常抱歉。”陶青歉然說道，“下次見到木恒，我親自向他道歉。”

他在上海潛伏有兩年了，卻一直沒有成家，這是不合理的。筆趣庫

故而，陶青向組織上提出來安排一名有電訊基礎的女同志來和自己搭檔，假扮夫妻，卻是沒想到組織上將方木恒同志的未婚妻派來了。

“這地方安全嗎？”謝若男忍不住問道，然后她自己也笑了，這話問了等于白問，若是不安全的話，陶青同志豈會待在這里。

“安全的。”陶青點點頭，說道。

此房屋的房主單良早年曾跟隨孫先生參加革命，在“白色恐怖”中還曾經幫助過‘農夫’同志成功脫險。

單良先生一家同‘農夫’同志的關系都非常不錯，是親近紅色的。

黨組織對于陶青的電臺組的安全自然是非常重視的，經過縝密的考察，他們最終選定了此地，以這樣一個親近紅色的家庭為掩護并設立電臺自然是比較安全可靠的。

……

程千帆是先向重慶羅家灣發報。

隨后又換了另外的指法給‘翔舞’同志發報的。

這是他經過縝密思考后定下來的一個習慣。

或者說是一個心理上的手段。

將電臺隱蔽存放，程千帆的身體后仰靠在椅背上，他點燃了一支煙，腦子里卻是在思考今村兵太郎的建議。

在這次會談中，今村兵太郎表示，短期內不會安排他在汪填海身邊出現，而是要循序漸進，以順理成章的姿態出現在汪填海的視線內。

此外，今村兵太郎建議‘宮崎健太郎’在屆時以程顧之的孫兒的身份進入到汪填海的視線的同時，最好再有另外一個身份，而這個身份便是以——曾家世交子弟的身份出現。

曾家指的是曾正敏的曾家。

是的，就是程千帆此前曾經向重慶總部匯報過的那個有日本間諜在身側的曾正敏。

曾正敏早年留學法國，民國十四年回國后，曾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

同年國民政府成立時，汪填海任主席，曾正敏任秘書，從此一直相隨左右。

在河內刺汪事件中，曾正敏因為借住在汪填海的臥室，以至于成為了汪填海的替死鬼。

在此處槍擊中曾正敏腹部中了十余彈，其妻方君壁也受重傷。

曾正敏被緊急送往法國陸軍醫院搶救，汪填海要去醫院看望曾正敏，別人都說現在出門太危險，法國警察也勸汪填海不要冒險去醫院。

但汪填海仰天流淚說：“我是從小看著正敏長大的，又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

于是，汪填海冒著危險乘坐曾正敏法國朋友的私人汽車到達醫院。

當汪填海到達醫院急救室時，曾正敏已昏迷多次，他醒來時對汪填海說：“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無憾，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不放心的事。”

曾正敏臨死前又掙扎起來，把以他的名義替汪填海在國外銀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簽了字，為汪填海盡了最后的一份力。

曾正敏死后汪填海極度悲憤，親筆寫了悼念曾正敏的《曾正敏先生行狀》，又在今年三月底的《南華日報》上發表了《舉一個例》的文章，作為對重慶方面的暗殺行為的回擊。

這些情報都是今村兵太郎提供給‘宮崎健太郎’的。

因為根據今村兵太郎的調查，程千帆的祖父程顧之老先生同福建曾家是有些來往的，可以用故交來形容的。

程千帆對于日本人的心細如發震驚不已，很顯然，日本人決定將宮崎健太郎所假扮的程千帆的身份最大價值化。

然后他們便圍繞程千帆，確切的說是圍繞程千帆的祖父程顧之的身份和故交關系進行了縝密的調查。

果然被日本人發現了有可以茲為用之處。

程千帆震驚之余，他的心中也更加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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