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貿易的繁榮，如同強勁的信風，不僅吹動著滿載貨物的帆檣，也鼓蕩起人口遷徙的波瀾。當大唐的商船頻繁往來于南海、印度洋，當廣州、泉州的番坊里異域面孔日益增多，一股反向的流動也在悄然發生并迅速擴大：越來越多的唐人，出于謀生、逐利、避禍、或僅僅是追求新生活的渴望，搭乘海船，前往那些傳說中香料盈野、金玉遍地的“海外蕃國”，并定居下來。起初是零星的、個體的、季節性的，隨著貿易網絡的穩固和信息的流通，逐漸演變成有組織的、家庭式的、乃至整村整族的遷移。朝廷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趨勢，并因勢利導，從最初的默許、不鼓勵，轉向了有限的、有管理的鼓勵，旨在將這些海外僑民納入國家戰略的軌道，使其成為帝國在海外延伸的觸角、利益的代理和文明的燈塔。于是，在遙遠的異國海岸，一個個“唐人街”（更準確地說，是“唐人聚落”或“大唐街坊”）如同雨后春筍般出現，星羅棋布地鑲嵌在從交趾到獅子國的漫長海岸線上。

麟德十五年，夏，廣州港。一艘開往“室利佛逝”（蘇門答臘巨港）的貨船即將起航。與以往不同的是，除了水手、商人和少量隨船旅行的僧侶、官員，底艙和一部分貨艙被臨時改造，塞滿了特殊的“貨物”――人。他們不是被販賣的“昆侖奴”，而是自愿前往海外尋找機會的普通唐人。有衣衫襤褸、拖家帶口的嶺南農民，因家鄉人多地少，又遭了水災，聽同鄉說南洋“土地肥沃，插根筷子都能發芽”，便變賣薄產，湊足船資，懷揣著對“一年三熟”稻米和“俯拾皆是”的香料的憧憬，舉家南遷。有身懷技藝的工匠――陶瓷匠、鐵匠、木匠、釀酒師，被海商以高薪聘請，或自負生計，打算去番邦憑手藝立足，傳聞那邊“工價倍于中土”。有失意文人、落第士子，自覺在中原功名無望，又不甘沉淪，索性浮海遠游，或為番商充當文書賬房，或設帳授徒，傳播儒學，夢想著“禮化南蠻”。甚至還有少數被通緝的亡命之徒、躲避仇家的江湖客，隱姓埋名，混跡其中，將海外視為法外樂土。

朝廷對此的態度，經歷了微妙轉變。早期，受傳統“安土重遷”、“父母在，不遠游”觀念影響，加上對人口流失的擔憂，官府對民人出海定居并不鼓勵，甚至偶有禁止。但隨著海外貿易利益的凸顯，尤其是劉仁軌主持“圖南”遠航，朝廷意識到，分散在關鍵貿易節點的唐人僑民，可以成為重要的信息源、補給站、貿易代理，甚至在必要時，成為帝國影響力的支點。在李瑾的推動下，政事堂經過反復商議，出臺了一份《撫諭海外僑民疏略》，核心精神是“因勢利導，以僑為橋，宣威布德，利通有無”。

具體而，朝廷并未大規模組織移民，但放寬了對民人出海長期居留的限制。對于已在海外形成一定規模的唐人聚落，鼓勵其推舉“僑領”或“客長”，報備最近的市舶司或經由往來商船告知朝廷，朝廷可酌情給予這些僑領名譽性的散官銜（如“保義郎”、“忠顯校尉”等），并頒發象征性的旌節、印信，承認其“代天子撫慰僑民”的資格。朝廷承諾，對遵守法度、與當地和睦相處、心向故國的僑民聚落，其合法權益將受到保護，若遇重大不公，可通過市舶司或朝廷使節向所在國交涉。同時，鼓勵僑民聚落建立宗祠、學堂，保持唐俗唐語，子弟可回國參加科舉（需有原籍州縣擔保），以示不忘根本。對于在海外開墾荒地、傳播先進農耕、手工業技術者，朝廷給予口頭褒獎，并可能減免其國內親屬的部分賦役。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僑民不得從事危害大唐利益的活動，不得劫掠商旅，并需協助朝廷使節、保護遇險唐商。

政策如同一道無形的敕令，隨著商船傳播到南洋各地。那些早已在異鄉站穩腳跟或正苦苦掙扎的唐人，聞之無不振奮。這意味著他們不再是漂泊無根的“棄民”，而是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母國的承認和潛在的庇護。雖然這種庇護在萬里之外往往顯得鞭長莫及，但那名分和希望，足以讓他們挺直腰桿，更有信心地經營自己的海外家園。

于是，在幾個關鍵貿易節點，唐人聚落開始從零散走向聚合，從臨時走向永久，從聚居區向功能完整的社區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