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論述，將道家修養心性的功夫，與帝王治國理政的心術相結合，深得武則天之心。她發現，與那些熱衷于煉丹祈福、談論符神異的主流道士不同，司馬承禎的學說更注重內在心性的修養和智慧的開掘，更具理性色彩，也更易于與儒家治國理念、乃至法家的務實精神相融合。這正符合她目前“引導宗教，服務政治”的大思路。
除了私下清談，武則天還數次在公開場合，召司馬承禎于貞觀殿或集仙殿，與儒臣、學士乃至高僧（在控制下）進行小范圍的“三教論衡”預演。司馬承禎學識淵博，辯才無礙，闡釋道家思想時常引儒家經典為佐證，強調“道”與“禮”的內在一致性，論述“清靜無為”與“選賢任能、省刑薄賦”的治國方略相通，贏得不少朝臣的欽佩。其淡泊名利、專心學術的形象，也與那些汲汲于營建宮觀、結交權貴、聚斂財富的“富觀”道士形成鮮明對比。
三、紫綬金章，立碑傳道
數月后，時機成熟。武則天下詔，在洛陽南郊明堂之側，舉行隆重的“敕封、頒賞大典”，對象正是司馬承禎及其代表的“重玄”道派。
典禮當日，旌旗招展，儀仗森嚴。文武百官、諸番使節、兩京著名道觀觀主、高道齊聚。司馬承禎身著御賜道袍，從容立于丹墀之下。
首先，由內侍監宣讀了長長的封賞詔書。詔書中高度贊揚司馬承禎“道契崆峒，心游寥廓。探玄元之奧旨，究天人之際。著述宏富，羽儀人表，振玄風于既頹，闡至道于來葉。”特敕封其為“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玄都觀主、弘文館學士、上清玄都大洞三景法師”等一系列崇高而顯赫的虛銜。其中“金紫光祿大夫”為從三品文散官，“鴻臚卿”是鴻臚寺長官（正三品，但此為加官，以示尊崇，并不實際任職），“弘文館學士”是文學清要之職。這一連串頭銜，將政治榮譽、宗教地位、學術身份完美結合，可謂尊崇備至。
同時，賜其紫綬、金魚袋、玉圭、象笏等儀物，賞賜絹帛千匹、金銀器皿若干，并敕令將司馬承禎所著《坐忘論》、《天隱子》等書，抄錄送入秘閣收藏，并頒行天下道觀，令道士研習。更重要的是，敕命于玄都觀原址，擴建殿宇，賜名“大玄都觀”，并詔令天下各州，可選名山洞府，仿“大玄都觀”規制，設立“玄都下院”或“靜修精舍”，推廣司馬承禎之學說。
這不僅是給予司馬承禎個人無上榮寵，更是正式將他的“心性道教”學說，抬高到官方認可、扶持的主流道派地位，意圖在道教內部樹立一個“清凈修行、學理精深、忠君愛國”的新標桿，與那些注重外在儀式、方術，甚至熱衷于兼并田產的“世俗化”道派形成區別。
詔書宣讀完畢，全場寂靜。許多傳統道派的領袖面色復雜。他們或許擁有更悠久的歷史、更龐大的信眾、更華麗的宮觀，但在這一刻，朝廷認可的“道學正統”光環，似乎正從他們身上，移向那個來自終南山、看似清貧簡樸的司馬承禎。
接著，武則天親自將一道她親筆題寫的匾額賜予司馬承禎，上書四個大字：“道契無為”。這既是褒獎，也是定調――她所欣賞和扶持的，是契合“無為而治”（實則是她的“有為而治”的另一種表述）政治理念的、理性化的、服務于統治的道家思想。
最后，在震天的“萬歲”聲中，司馬承禎代表天下道流，向天后進獻了一份特殊的“禮物”――一部由他主持編纂、剛剛完成的《道德真經集注?御覽本》。此書匯集了歷代對《道德經》的重要注解，并在關鍵處，以“臣承禎謹按”的形式，闡發了“道法自然”與“王道政治”相契合的觀點，特別強調了“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與君王“以民為本”的關聯，以及“清靜無為”對“節制欲望、減少擾民”的治國啟示。這無異于道家版本的“御用注疏”，與武則天的《仁王經注》有異曲同工之妙。
武則天欣然接受，并當場宣布，將以此《御覽本》為基礎，敕命于天下各州治所及主要道觀，勒石刻碑，與《仁王經》御注碑并立，供士民瞻仰學習，“使天下皆知，道釋二教，雖途殊而歸同，皆在導人向善，輔翼王化。”
四、平衡之道，弦外之音
“封賞道家宗”之舉，如同在“媚娘注佛經”引發的震蕩湖面上，投下另一顆精心計算的石子，激起不同但同樣深遠的漣漪。
在道教內部，司馬承禎及其“重玄”學說一夜之間成為顯學。許多年輕道士、甚至不滿舊有道派腐敗的資深道士，開始轉而研習《坐忘論》，崇尚清修，談玄論道。朝廷扶持的“玄都下院”在各地開始籌建，吸引了不少真心向道之人。那些原本可能因佛教受挫而蠢蠢欲動、試圖擴張的傳統“富觀”勢力，則感受到了壓力。他們意識到，朝廷并非簡單地打壓所有宗教，而是在有選擇地扶持符合其要求的宗教形態。司馬承禎的受封，是一個清晰的信號：朝廷欣賞的是理性、內省、注重個人修養與社會和諧、不熱衷于積聚財富和干預世俗的道教流派。任何試圖對抗朝廷整頓、或行為不端的道觀，都可能面臨與佛寺相似的命運，甚至可能被朝廷扶持的“新正統”所取代。
在朝廷和士大夫層面，此舉贏得了許多原本對佛教過度膨脹不滿、又希望借助本土道教力量加以制衡的官員的贊許。他們欣賞司馬承禎學說中融合儒道的傾向，認為這更符合中華正統。武則天通過此舉，既展示了其對本土文化的尊重，又巧妙地分化、引導了道教勢力，在佛教之外，樹立了另一個可供利用、且更易于控制的宗教標桿。
在佛教界，尤其是那些正在經歷“限僧策”整頓的僧侶中，心情復雜。一方面，他們看到朝廷并未獨尊道教，對司馬承禎的封賞更多是學術和榮譽性質，并未給予道教類似佛教曾經擁有的免稅免役等經濟特權（實際上，對道觀的“清田”、“限制度”也在同步quietly進行）。另一方面，他們也清醒地認識到，天后此舉，意在維持一種平衡。佛教不能獨占鰲頭，道教（以及其他思想，如儒家）必須有其地位。皇權，才是那個超越所有宗教、最終裁斷一切的至高存在。
對于武則天本人而，“封賞道家宗”是“佛道之爭”這盤大棋中，一步精妙的平衡手。在通過御注佛經，強力將佛教納入皇權框架、并開始對其進行經濟和制度整肅之后，她需要安撫可能因此產生的道教方面的躁動或野心，也需要向天下展示她“不偏不倚”、“三教并重”的統治者姿態。抬舉司馬承禎這樣一個學說相對“安全”、個人品行無可指摘、且與舊有道教利益集團瓜葛不深的道士，既能達到制衡佛教、引導道教的目的，又能借此宣揚她所欣賞的、與治國理政相結合的“理性玄學”，還能贏得士大夫的好感，可謂一舉多得。
李瑾在政事堂聽聞此事全過程，心中暗自嘆服。天后這一系列組合拳，打（佛）壓與拉（道）攏并用，意識形態建構與實際利益調整并行，步步為營，絲絲入扣。打壓佛教，是因其尾大不掉，危及國本；拉攏（實則是規范和引導）道教，是為制衡，也是樹立新的典范。最終目的，都是確立皇權在思想領域和現實政治中的絕對主導地位，將任何可能形成獨立勢力的宗教力量，都牢牢掌控在手中，使其成為服務于帝國統治和穩定的工具。
隨著“御注佛經碑”和“道德真經御覽碑”在各州并立，一個清晰的信號傳遍帝國：無論是西來的佛陀，還是本土的老君，在煌煌天威面前，都需闡釋其“護國佑民”的教義，并接受天子的“法旨”和“注釋”。神權的光輝，必須照耀在皇權設定的軌道上。佛道之爭的表象之下，是皇權對思想與信仰領域前所未有的深入整合與強力掌控。而這，僅僅是開始。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