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的光芒，如同其不夜城的燈火，不僅照亮了自身，更穿透了時空與地域的阻隔，將盛唐文明的璀璨光輝，投射向已知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光芒，非僅武力之耀，更是典章制度、文物衣冠、思想技藝、生活方式所構(gòu)成的、強大而柔和的文明向心力，如同漣漪，以長安為中心，層層擴散，深刻影響著周邊乃至遠方的國度，悄然改變著世界歷史的進程。
這影響力的傳遞，循著幾條清晰的路徑：官方使節(jié)往來、大規(guī)模貿(mào)易、留學生派遣、宗教傳播，以及最潛移默化卻也最深刻持久的――技術(shù)、知識與生活方式的擴散。
東北方，新羅與日本（倭國），是最積極、最系統(tǒng)的學習者。
新羅自善德女王、真德女王時期便全面唐化，至武周時，其“事大以誠”達到頂峰。長安的“天下學館”中，新羅留學生人數(shù)常居外邦之首。他們不僅學習儒家經(jīng)典、詩詞文章，更深入鉆研律法、算學、醫(yī)學、天文、乃至“格物”之學。一批批學成歸國的留學生，攜帶大量書籍、儀器、圖紙，成為新羅朝廷改革的中堅力量。
新羅王都金城（今慶州），宮室布局、官制名稱（如仿唐設省、部、府），皆效法長安。科舉制度雖未完全照搬，但以儒家經(jīng)典取士的原則得以確立。新羅工匠努力學習唐式建筑技法，佛寺的斗拱結(jié)構(gòu)、磚塔形制，明顯帶有長安風格。貨幣“乾元重寶”的形制、重量，完全模仿開元通寶，只是加了“東國”或“新羅”字樣，與唐錢并行流通。貴族階層的服飾、禮儀、飲茶風尚，乃至詩歌創(chuàng)作，無不唯唐風是尚。一首在長安流行的詩作，往往數(shù)月內(nèi)便在新羅文人圈中傳唱開來。新羅甚至定期派遣“遣唐問禮使”，不僅朝貢，更專門請教典章制度細節(jié)，其國史《三國史記》的編撰體例，亦深受唐之正史影響。
日本（倭國）的“唐化”更為徹底，且因其島國特性，吸收與改造的痕跡尤為明顯。
自舒明天皇（公元629年）首次派遣“遣唐使”起，至武周時期，遣唐使的規(guī)模、頻率、目的性都達到高峰。每一次使團歸來，都如同一次大規(guī)模的文化輸血。最近的幾次遣唐使，不僅滿載經(jīng)史子集、佛經(jīng)佛像、工藝品，更帶回了“格物院”刊印的《農(nóng)書要略》、《營造法式（簡本）》、《千金方（選編）》，以及關(guān)于水利、冶金、城市管理的新知。長安的“天下譯館”中，也常有倭國僧人、學者埋頭抄錄、翻譯各類典籍。
在平城京（奈良），其規(guī)劃完全模仿長安城，棋盤式街道，宮城（平城宮）位于北端中央，設有朱雀大路，東市西市，甚至街道名稱也多有模仿。大寶律令的修訂，大量參照《永徽律疏》和武周時期的新制。朝廷設二官八省一臺，地方設國郡里，幾乎就是唐朝三省六部制和州縣制的翻版。班田收授法模仿均田制，租庸調(diào)制亦步亦趨。就連服飾，天皇與朝臣的禮服也極力模仿唐制，養(yǎng)老律令甚至對官員常服顏色、紋樣做了類似唐制的規(guī)定。
文化上，假名文字雖在孕育，但貴族階層以精通漢文、善作漢詩為最高修養(yǎng)。從長安歸來的留學生吉備真?zhèn)洹⒈吨俾閰危撕猓┑热耍谫羾⑽膲绊懢薮蟆７鸾谈髯冢绶ㄏ嘧凇⑷A嚴宗、律宗，均由入唐求法僧道昭、玄p、鑒真（鑒真此時尚未東渡，但此前已有唐僧、新羅僧傳律）等系統(tǒng)傳入，寺院建筑、佛像雕塑、宗教儀軌，皆追摹唐風。唐式茶道、香道、雅樂（唐樂）、蹴鞠、圍棋，成為倭國上層社會最風雅的娛樂。可以說，此時的日本，正竭盡全力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小唐朝”，其社會文化面貌，由此奠定了未來數(shù)百年的基礎。
北方與西北，草原與綠洲的世界，也深刻感受著唐風。
吐蕃，在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尺尊公主時代已深受唐文化影響。此時雖與唐時有戰(zhàn)和，但文化交流并未斷絕。邏些（拉薩）的宮殿建筑，依然能看到漢式屋頂?shù)暮圹E。絲綢、瓷器、茶葉，是吐蕃贊譽（贊普）和貴族夢寐以求的珍品。唐地的醫(yī)藥知識（尤其是治療高原疾病的經(jīng)驗）、歷法、釀酒技術(shù)，通過和親、饋贈、貿(mào)易、俘虜?shù)墓そ车韧緩絺魅胪罗纳屏水數(shù)厣睢７鸾淘谕罗暮雮鳎采钌钜蕾噥碜詽h地的經(jīng)典翻譯（漢譯佛經(jīng)被轉(zhuǎn)譯成藏文）和僧侶交流。唐地傳入的紙張和初步的雕版印刷術(shù)，對吐蕃的文書、佛經(jīng)傳播產(chǎn)生了革命性影響。雖然吐蕃保持了自身獨特的政治軍事體系和部分文化傳統(tǒng)，但大唐文明的高級產(chǎn)品與部分制度理念，已深深嵌入其社會上層。
回紇、黠戛斯等草原部族，在與唐朝的絹馬貿(mào)易、和親、戰(zhàn)爭中，同樣大量吸收唐文化。回紇可汗的牙帳中，陳設著唐式家具、瓷器，懸掛著唐繪。可汗及貴族身著錦緞唐袍，使用唐式金銀器飲酒。部分回紇部落開始筑城而居，城市布局與建筑風格深受唐、粟特影響。唐朝的貨幣在草原貿(mào)易中被廣泛接受，成為事實上的硬通貨。更重要的是，通過與唐朝的長期接觸，這些草原政權(quán)的政治組織方式也趨向復雜化，官僚體系的雛形、禮儀制度的建立，都或多或少打上了唐朝的烙印。
西域諸國，如龜茲、于闐、疏勒、高昌（此時已為唐之西州），本就是漢唐故地，漢文化根基深厚。武周時期，隨著安西都護府的鞏固和絲路貿(mào)易的極度繁榮，唐風在此更加深入。漢文與當?shù)匚淖植⑿杏诠俜轿臅坡膳c本地習慣法結(jié)合使用。來自長安的絲綢樣式、瓷器造型、銅錢形制，成為當?shù)刈鞣荒７碌膶ο蟆７鸾趟囆g(shù)的“唐風”也日益明顯，于闐、龜茲的佛教壁畫、雕塑中，人物的面容、衣飾、場景布局，逐漸融入了更多中原審美元素。屯田的水利技術(shù)、耕作方法，也由駐軍和移民帶入，改善了綠洲農(nóng)業(yè)。
中亞昭武九姓的粟特城邦，作為絲路貿(mào)易的中堅，是唐文化向更西方傳播的重要樞紐。粟特商人不僅將唐朝的絲綢、瓷器、紙張運往波斯、大食、拂h，也將唐朝的錢幣（開元通寶因其成色穩(wěn)定、信譽卓著，成為絲路貿(mào)易的重要結(jié)算貨幣之一）、度量衡、甚至某些商業(yè)契約的格式，推廣到遠方。在撒馬爾罕、布哈拉等城市，出現(xiàn)了仿唐式的宅邸、園林。粟特本土的壁畫中，開始出現(xiàn)唐裝人物形象。源自唐朝的某些游戲（如雙陸、圍棋的變種）、音樂（琵琶、篳篥等樂器的曲譜）、甚至飲食（如蒸餅、湯餅的做法），經(jīng)由粟特人，進一步向西傳播。
西南的南詔，雖地處云貴高原，也通過與唐朝時而臣服時而戰(zhàn)爭的關(guān)系，大量吸收先進文化。南詔王族派遣子弟到成都、長安學習，其太和城（大理）的宮殿建筑，明顯受到唐式建筑影響。崇圣寺三塔的修建，就有唐朝工匠的參與和技術(shù)指導。唐朝的紡織技術(shù)、水利工程、鐵器鍛造，對南詔的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起了推動作用。漢文在南詔上層流行，南詔的碑刻銘文常用漢字。佛教也從唐朝和吐蕃兩個方向傳入南詔，帶有濃厚的漢地佛教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