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張穩的“強詞奪理”，張志霖心平氣、條理清晰地解釋：“書記，根據《行政處罰法》規定，執法部門依法獨立行使行政處罰權，對市場主體的違法行為進行核查、立案、調查和處理。因此國土局、環保局、稅務機關等可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對萬源洗煤廠的違法行為直接作出處罰決定，通常不需要提交縣委常委會和縣政府常務會討論決定。”

張穩面色驟然一沉，語氣也添了幾分嚴肅，當即反駁道：“對于一些重大、復雜的案件，或者涉及面廣、可能產生較大社會影響的案件，執法部門要會向縣委、縣政府進行匯報，聽取相關意見和建議，否則要我們當擺設嗎？黨領導一切，這是根本原則！”

張志霖依舊耐著性子，進一步闡明立場：“書記，執法部門對企業的處罰，本質是法定職權的行使，處罰依據必須是法律、法規、規章，若咱們以‘行政權力’干預具體處罰，本質是‘以權代法’，違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職權法定’的法治底線，會導致兩個問題：一是執法部門喪失獨立性，處罰淪為‘權力工具’，破壞執法公正性；二是讓縣企業無法形成穩定的法治預期，會誘發‘尋租空間’，反而不利于營商環境的長期健康……”

官字本就兩張口，兩人各執一詞，誰也沒法說服對方，最后只能不歡而散，空氣中還殘留著幾分僵持的味道。

從縣委書記辦公室出來，張志霖忍不住無奈地搖了搖頭——他心里清楚，這一回，自已大概率是把書記得罪了。可事已至此，話已經放出去了，總不能自已打自已的臉，只能一條道走到黑，無論遇到多少阻力，處理萬源洗煤廠都勢在必行！

還沒等他回到辦公室，常務副市長汪俊杰的電話就打過來了。

即便平日里沒怎么打過交道，張志霖也早就把市委常委和副市長的手機號、座機號一一存好。看著屏幕上跳動的“汪俊杰”三個字，他猶豫了足足十秒，才按下接聽鍵，語氣恭敬地說道：“汪市長好，請問您有什么指示？”

汪俊杰風輕云淡地說道：“志霖同志，是不是昨天帶隊去查了一家煤炭企業？已經有人來我這兒告你的狀了，不過你放心，我已經把人勸回去了。我初步了解了一下情況，那家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確實存在不少漏洞，還是得先認清自已的錯誤，及時整改才行，改了之后，依舊是好企業嘛！”

話音稍頓，他話鋒陡然一轉，語氣里多了幾分不容置喙的強硬：“現在全國上下都在狠抓營商環境，這項工作已經被列入年度目標責任考核，容不得半點馬虎。所以，我們對待企業，得拿出春天般的溫暖，堅持‘無事不擾、有求必應’的原則，從企業的實際需求出發，為他們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務，讓企業真切感受到政府的尊重與關懷。只有這樣，才能吸引更多企業來河中市投資興業，促進我市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我說的對不對？”

張志霖當然不能說“不對”，稍作思考，他回道：“汪市長，您一定是被企業蒙蔽了！萬源洗煤廠問題非常大，且性質極其惡類，目前共排查出15處突出問題，涉及生態環保領域、安全生產領域、民生影響領域、財務管理領域，如果不是我主動介入調查，幾百名群眾今天已經去了省里上訪！馬上中央環保督察組要來永安縣，如果不頂格處理該企業，讓群眾得到滿意，那這個企業的問題就是顆定時炸彈……”

“行了，那永安縣就自已看著處理吧！”汪俊杰的聲音瞬間冷了下來，沒再給張志霖多說的機會，直接掛斷了電話。心里罵道：我堂堂常務副市長，直接給你副縣長打電話，還他娘的如此不識時務，真把自已當根蔥了？什么東西！

在辦公室里憋了半肚子火，汪俊杰索性起身，徑直去了市長辦公室。

一進門，他就帶著怒火抱怨：“張志霖腦子絕對有問題，小題大做、吹毛求疵，根本沒有大局觀，更別提組織性、紀律性！對上級的意見置若罔聞、推諉扯皮、敷衍塞責，這樣的干部留著有什么用？”

市長杜昊然眉頭微蹙，開口問道：“你親自給他打電話了？”

“可不是嘛！”汪俊杰氣不打一處來，聲音又提高了些，“昨天晚上，張志霖召集執法部門開會，非要查封萬源洗煤廠，還要立案偵查，張口就要罰人家1000萬以上——這不是明擺著要把企業往死里搞？我剛才親自給他打電話，好說歹說半天，他半點都聽不進去，還滿嘴冠冕堂皇的歪理！市長，你當初提拔他真是看走眼了，他恐怕早忘了自已是怎么上來的，就是個忘恩負義的白眼狼！”

杜昊然的臉色漸漸沉了下來，手指在桌面上敲了兩下，沒再多說，直接撥通了永安縣長余正陽的電話。

電話一接通，他的語氣帶著明顯的怒意：“余正陽，你這個縣長是怎么當的？對縣政府的工作還有沒有掌控力？任由一個副縣長這么胡來？馬上把萬源洗煤廠的事處理妥當，要是連這點事都辦不好，你就直接給我遞辭職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