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月二十五，年關的氣息被一場夾雜著灰塵和寒意的北風卷得所剩無幾。父親拄著拐杖，在屋里來回踱步的次數比平時多了許多，臉色陰沉得像窗外的天。他手里攥著一個皺巴巴的煙盒，里面只剩最后一支煙，但他沒點，只是反復捏著。母親下班回來，看到他這樣，也嘆了口氣，放下包，低聲對剛從學校回來的古民說：“你爸……今天去工地了。”

古民心里一緊。“結算的事？”

母親點點頭，沒說話，轉身去廚房熱飯。古民放下書包，走到父親身邊。“爸，那邊……怎么說？”

父親停下腳步，看向窗外，聲音干澀沙啞，像砂紙磨過木頭：“能怎么說？老一套。哭窮，說甲方沒結款，他也沒錢。讓我們再等等，過了年，開春工程款下來，一定結清。”他猛地轉過身，眼睛里有壓抑的火，“又是開春！去年受傷的時候也說開春給賠償，拖到現在，連工資都還欠著一大半！我這條腿……就是為了那點工錢！”

“還差多少？”古民問，聲音盡量平穩。

父親從懷里摸索出一個更皺的小本子，翻開，上面是用鉛筆歪歪扭扭記的工天、單價、借款、已結款項。他指給古民看：“從去年三月干到出事前，應發一萬四千二。住院前后，工頭陸陸續續給了六千五，說是醫療費和一部分工資。剩下的七千七，還有當初說好的傷殘補助――按行情，起碼得兩三萬――到現在一個子兒沒見。今天去，就說沒錢，讓等。跟他一起去的幾個工友，也是一樣的說辭。”

七千七工資，加至少兩萬傷殘補助，合計近三萬。這筆錢，是父親用一條差點廢掉的腿和此后無數個疼痛的夜晚換來的，是這個家庭債務、手術費、生活開支的重要指望，也是壓在父親心頭最大的一塊石頭――不僅是錢，更是尊嚴和一口氣。

“工頭有打條子嗎？關于欠薪和補助的？”古民問。

“條子？”父親苦笑，“當初就是口頭說的。后來出事，鬧到醫院，他當著醫生和工友的面拍胸脯保證，會負責。我也沒經驗，沒讓他寫。現在……空口無憑。”

“一起去的工友什么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