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月二十五,年關的氣息被一場夾雜著灰塵和寒意的北風卷得所剩無幾。父親拄著拐杖,在屋里來回踱步的次數比平時多了許多,臉色陰沉得像窗外的天。他手里攥著一個皺巴巴的煙盒,里面只剩最后一支煙,但他沒點,只是反復捏著。母親下班回來,看到他這樣,也嘆了口氣,放下包,低聲對剛從學校回來的古民說:“你爸……今天去工地了。”
古民心里一緊。“結算的事?”
母親點點頭,沒說話,轉身去廚房熱飯。古民放下書包,走到父親身邊。“爸,那邊……怎么說?”
父親停下腳步,看向窗外,聲音干澀沙啞,像砂紙磨過木頭:“能怎么說?老一套。哭窮,說甲方沒結款,他也沒錢。讓我們再等等,過了年,開春工程款下來,一定結清。”他猛地轉過身,眼睛里有壓抑的火,“又是開春!去年受傷的時候也說開春給賠償,拖到現在,連工資都還欠著一大半!我這條腿……就是為了那點工錢!”
“還差多少?”古民問,聲音盡量平穩。
父親從懷里摸索出一個更皺的小本子,翻開,上面是用鉛筆歪歪扭扭記的工天、單價、借款、已結款項。他指給古民看:“從去年三月干到出事前,應發一萬四千二。住院前后,工頭陸陸續續給了六千五,說是醫療費和一部分工資。剩下的七千七,還有當初說好的傷殘補助――按行情,起碼得兩三萬――到現在一個子兒沒見。今天去,就說沒錢,讓等。跟他一起去的幾個工友,也是一樣的說辭。”
七千七工資,加至少兩萬傷殘補助,合計近三萬。這筆錢,是父親用一條差點廢掉的腿和此后無數個疼痛的夜晚換來的,是這個家庭債務、手術費、生活開支的重要指望,也是壓在父親心頭最大的一塊石頭――不僅是錢,更是尊嚴和一口氣。
“工頭有打條子嗎?關于欠薪和補助的?”古民問。
“條子?”父親苦笑,“當初就是口頭說的。后來出事,鬧到醫院,他當著醫生和工友的面拍胸脯保證,會負責。我也沒經驗,沒讓他寫。現在……空口無憑。”
“一起去的工友什么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