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天子第一問
時入八月，秋意初染長安。自太液池宴至今已有月余，宮中似乎恢復了往日的平靜。李治的頭風之疾在太醫(yī)署精心調(diào)治與王皇后引入的“新法”共同作用下，已大為緩解，能夠正常處理朝政。李瑾的日子也仿佛重歸平淡，讀書、制香、偶爾與杜銘等人詩酒唱和，間或通過周尚宮向王皇后呈遞些“海外奇談摘要”或“雅致小物”，維系著那條若有若無的宮廷連線。
然而，表面平靜下，暗涌從未停歇。太醫(yī)署經(jīng)劉神威那次拜訪后，對李瑾的態(tài)度似乎緩和，但據(jù)杜銘從其他渠道聽來的零星消息，署令王太醫(yī)等人私下仍對“新法”頗有微詞，只是礙于皇帝認可與皇后推行，不便明。而蕭淑妃那邊，對王皇后“獻方固寵”的舉動顯然不滿，其宮中女眷與外戚在幾次宮宴上，對王皇后一系的命婦態(tài)度都頗為冷淡。這些微妙的信號，通過周尚宮、杜銘乃至感業(yè)寺中武曌傳來的零星信息，拼湊出后宮并不安寧的圖景。
李瑾深知，自己這個“獻策者”雖隱于幕后，但必然已落入某些人眼中。他愈發(fā)謹慎，深居簡出，連“明玻”作坊都去得少了，只通過王掌柜和李福遙控。他知道，自己需要時間，需要等待下一個合適的契機，安全地將自己“推銷”到皇帝面前，又不能顯得過于急功近利。
契機，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到來。
八月中，秋高氣爽。這一日，李瑾正在宅中書房整理近來收集的關于西域諸國物產(chǎn)與地理的筆記——這些是他為未來可能的“獻策”做的知識儲備，也是他與武曌密信中偶爾提及、拓寬其眼界的素材。忽然，門房李福幾乎是踉蹌著沖了進來，臉色煞白，聲音發(fā)顫：“阿、阿郎！宮、宮里來人了！是、是陛下身邊的近侍！帶著儀仗！要、要宣您即刻入宮覲見！”
李瑾手中毛筆一頓，一滴濃墨落在雪白的宣紙上，迅速氤氳開。皇帝直接宣召？不是通過皇后宮中，而是天子近侍親自前來？他心中念頭飛轉，是福是禍？是因之前獻方之事？還是又出了什么變故？
“莫慌，更衣。”李瑾放下筆，聲音沉穩(wěn)。他迅速換上一身符合覲見禮儀的嶄新深青色圓領襕袍，束發(fā)正冠。臨出門前，他瞥了一眼書案上攤開的西域筆記，心念微動，對李福低聲道：“若我入宮遲遲未歸，或有意外，你便去尋杜銘公子，將我之前封存在西廂第三個樟木箱底層的那個油布包交給他，他自知如何處理。”那是他準備的一些關于“明玻”工藝核心要點的副本和與王掌柜的部分契約備份，算是以防萬一的后手。
“老奴……老奴明白！”李福眼眶發(fā)紅，連連點頭。
來到前院，只見一名面白無須、神色嚴肅的中年宦官帶著四名侍衛(wèi)、兩名小黃門已等候在那里。見李瑾出來，宦官上下打量他一眼，尖著嗓子道：“可是宗室子弟李瑾？”
“正是在下。”李瑾躬身行禮。
“陛下口諭，宣李瑾即刻入宮，于兩儀殿偏殿覲見。隨咱家走吧。”宦官簡意賅，轉身便走。
李瑾心中一凜，兩儀殿是皇帝日常處理政務、召見臣工之所，在紫宸殿之西，比皇后宮苑更加靠近前朝，也更具政治意味。皇帝在此召見，絕非尋常閑談。
馬車疾馳，穿過重重宮門。這一次，他沒有被引向嬪妃居住的內(nèi)宮區(qū)域，而是沿著皇城中軸線西行，氣氛愈發(fā)肅穆莊嚴。守衛(wèi)森嚴，甲士林立，空氣中彌漫著帝國權力中樞特有的凝重與威壓。
兩儀殿偏殿，規(guī)模不及正殿宏偉，但陳設更為精致舒適，似是皇帝處理政務間隙小憩或召見親近臣子之處。殿內(nèi)焚著清淡的龍涎香，書案上堆積著奏章，墻角的多寶閣上除了書籍，還擺著幾件精巧的器物，其中一件，正是李瑾所獻、盛放“龍腦蘇合香”的那只晶瑩剔透的小玻璃瓶，在透過窗欞的秋陽下泛著溫潤的光澤。
李治正斜倚在紫檀木嵌玉的坐榻上，身著常服，手中拿著一卷書，但目光并未落在書上，而是帶著幾分審視與探究，望向殿門方向。他氣色比月前好了許多，眉宇間仍有一絲揮之不去的倦色，但眼神清亮，自有一股天子的威儀。王皇后并不在側，殿內(nèi)只有兩名垂手侍立的內(nèi)侍。
“臣李瑾，叩見陛下，陛下萬歲。”李瑾趨步上前，依禮跪拜。這一次，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所謂“天威咫尺”。
“平身，賜座。”李治的聲音響起，依舊溫和，但少了幾分宴席上的隨意，多了幾分君主特有的疏離感。
“謝陛下。”李瑾起身，在內(nèi)侍搬來的繡墩上側身坐下，腰背挺直，眼觀鼻，鼻觀心。
短暫的沉默。李治放下書卷，目光落在李瑾身上，仿佛在重新打量。李瑾能感覺到那目光中的重量，平靜下隱藏著銳利。
“李瑾，”李治緩緩開口，叫的是全名，而非“李卿”或“李公子”，透著正式，“前次太液池宴，你臨危護駕，機敏可嘉。朕已賞過。皇后近日所呈調(diào)養(yǎng)之法，朕用之頗覺安適，聞其中亦有你參詳之功？”
來了！果然與此有關！李瑾心念急轉，皇帝已知曉自己參與？是皇后坦承，還是他自己猜出？他不敢怠慢，恭聲答道：“回陛下，臣惶恐。臣對醫(yī)道實是門外漢，不過因皇后殿下垂詢，將昔年偶見天竺殘卷所載養(yǎng)生瑣記，與臣讀《千金要方》所悟孫真人‘治未病’、‘重調(diào)護’之理，胡亂揣測，稟報皇后殿下。殿下慈心，加以揀擇施行，此乃殿下仁德，臣不敢功。”他再次強調(diào)自己只是“知識搬運工”，將功勞歸於皇后和孫思邈，撇清自己。
“哦？天竺殘卷？孫真人《千金要方》？”李治似乎來了興趣，“你倒是個喜歡讀書的。除了醫(yī)書，還讀些什么？”
“臣愚鈍，讀書雜駁，并無專精。經(jīng)史子集，略有涉獵；詩詞歌賦，偶一為之；海外雜記、方技圖譜，亦因好奇，時有翻閱。實是興趣駁雜，難成大器。”李瑾回答得極為謙遜，但也點明自己“雜學”的特點。
“興趣駁雜……未必是壞事。”李治不置可否，話鋒卻是一轉，“朕近日讀《史記·貨殖列傳》，太史公‘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然我大唐自貞觀以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府庫漸豐，然山東、河南諸道，去歲仍有饑荒奏報。長安、洛陽兩市，商賈云集，貨殖繁盛，而江南漕運，損耗頗巨。朕嘗思，這‘利’字，當如何取之有道，聚之有方，用之有度，方能國富民安，而非徒然擾民？”
李瑾心中劇震！這不是閑談，更非考較詩文，這是實實在在的治國之問！涉及經(jīng)濟、財政、物流！皇帝為何要問自己這個？是隨意興起，還是別有深意？是試探，還是真的想聽聽一個“雜學”之士的不同見解？
他瞬間感到壓力如山。這個問題太大，太敏感。回答得好，可能一飛沖天；回答不好，或觸犯忌諱，便是萬劫不復。他必須慎之又慎，既不能空談，也不能過于具體觸及現(xiàn)有利益格局，還要在唐代認知框架內(nèi)，融入一些超越時代的、切實可行的理念。
他深吸一口氣，強迫自己冷靜，大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運轉。沉吟片刻，方謹慎開口：“陛下此問，直指治國根本，臣學識淺陋，本不敢妄。然陛下垂詢，臣斗膽以蠡測海，略陳陋見。”
“但說無妨，今日殿中語，出你之口，入朕之耳。”李治語氣平淡，卻給了某種保證。
“謝陛下。”李瑾整理思緒，緩緩道，“臣竊以為，太史公所‘利’，乃人性之常，不可強行遏制，而當善加疏導，如同大禹治水。治國之‘利’，首在生利，次在聚利，終在均利。”
“哦？何為生利？”李治身體微微前傾。
“生利者，使民得利，使地盡其用也。”李瑾道，“農(nóng)乃國之本，然農(nóng)事靠天，豐歉難料。除興修水利、推廣良種、改進農(nóng)具外，或可鼓勵農(nóng)戶于農(nóng)閑時，從事桑麻、果蔬、畜牧、乃至簡單手工，以其產(chǎn)物易錢，補糧食之不足，增農(nóng)戶之收益。此謂‘以副補主，以末養(yǎng)本’。譬如江南水鄉(xiāng)，可廣植桑麻，發(fā)展織造；山澤之地，可養(yǎng)殖漁獵，種植藥材。朝廷可遣熟知農(nóng)事、工巧之官吏，至各地‘勸課農(nóng)桑’，因地制宜，推廣獲利之術，此亦為‘生利’。”
李治若有所思，微微頷首：“此有理。貞觀年間，朝廷便常遣使勸農(nóng)。然各地情勢不同，成效不一。你接著說，何為聚利？”
“聚利者，非強征暴斂，而在通有無、便交易、省耗損。”李瑾道，“長安、洛陽之盛，在于四方貨物匯聚。然貨物轉運，損耗驚人，尤以漕運為甚。臣聞前代有‘和雇’之法，朝廷出資雇傭民船、民夫運輸官物，較之純以徭役，效率更高，怨更少，或可參詳改進。再者，市舶之利，不可輕忽。海外奇珍，固可充內(nèi)府，然若能規(guī)范市舶司，抽取合理關稅，既可增國庫收入，又能管控異物輸入，不致金銀外流過度。至于國內(nèi)商稅，當簡明公允，禁絕胥吏層層加碼、盤剝商旅，使貨物其流，則稅源自廣。”
“嗯，市舶、商稅……確有可議之處。”李治手指輕叩榻沿，“那‘均利’又是何解-->>？莫非是均貧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