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卿所,皆有其理。”她總結道,目光掃過眾人,“土斷、括戶,勢在必行,然確需慎之又慎。周思茂所霹靂手段,是決心;范履冰、苗神客所循序漸進、軟硬兼施,是方法;元萬頃所名正順、準備周密,是前提。此事,可并行不悖。”
她略微思索,便開始下達指令:“劉t之,你精于典章,著即收集整理自北魏至本朝所有關于田制、戶籍、賦役之法令、詔書、案例,詳加考辨,歸納得失,擬一份條陳,供本宮參詳。”
“范履冰,你心思縝密,著手草擬一份《勸農安民、清查隱漏詔》的草稿,主旨在于鼓勵農桑、均平賦役、安輯流散,將括戶之意蘊含其中,語氣以撫慰、勸導為主,暫不明嚴懲。”
“苗神客,你與戶部、吏部熟悉,設法調閱河南、河北兩道近十年之戶口、田畝、賦稅檔案,尤其是變化異常之州縣,列出清單,圈定數處可作為試點之候選。”
“元萬頃,你總領此事。統(tǒng)籌諸卿所務,并留意朝野對此事之風聲議論,尤其是世家大族、地方大員之態(tài)度,隨時報我。”
“周思茂、胡楚賓,”她看向兩位年輕人,“你二人協助元卿,并多留意地方士子、寒門官員對此事之看法,收集相關議論、文章。此事關乎國本,亦關乎天下寒俊之前程,需知其心聲。”
眾人肅然領命,知道這又是一項重大且敏感的課題。皇后將此事交由他們秘密籌劃,而非直接下旨交由外朝商議,顯然是要先行研究透徹,掌握主動,待時機成熟,再以成熟方案推行,減少阻力。
布置完土斷括戶之事,武則天又拿出另一份文書,是關于修改《氏族志》的初步構想。唐初編纂的《氏族志》以關隴軍事貴族和山東舊士族為核心,排列氏族高下,這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社會階層,不利于寒門上升,也與武則天大力提拔寒門才俊的政策相悖。她有意重修,重新評定天下氏族,貶抑舊族,抬高新貴與當朝冠冕。
此議一出,北門學士們更加興奮。這觸及了門閥政治的根本,若能成功,其意義不亞于一次深刻的社會變革。眾人再次展開激烈討論,從歷史淵源、現實阻力、具體操作、可能后果等方面,進行了深入剖析。武則天同樣認真聽取,并不時發(fā)問或引導。
這樣的會議,往往持續(xù)一兩個時辰。有時是討論具體的政策難題,如漕運改革、幣制調整、邊鎮(zhèn)布防;有時是研究經史典故,為某項決策尋找理論依據;有時是分析官員奏疏,預判朝臣反應,擬定應對策略;有時則是為武則天起草重要的詔書、制誥、祭文,這些文章不僅要求文辭華美,更需符合政治需要,微大義。
北門學士們憑借其學識和才華,為武則天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智力支持。他們幫助她梳理龐雜的政務,提供專業(yè)的政策建議,起草具有高度政治技巧的文書,更在意識形態(tài)上為其執(zhí)政提供合法性論證。他們就像是武則天的“外腦”,極大地彌補了她作為女性,在接觸外朝信息和傳統(tǒng)士人網絡方面的某些不足,也讓她能夠繞過或制衡三省六部那些可能陽奉陰違的官僚機構。
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方式,武則天將一批有才干、有野心、且忠誠于自己的年輕文士,緊密地團結在自己周圍,形成了一個獨立于傳統(tǒng)朝堂體系之外的決策核心。他們對她的忠誠,源于知遇之恩,也源于共同的政治理想(打擊門閥、改革弊政、鞏固皇權)。這種關系,比單純的主仆或君臣更為牢固。
當夕陽西斜,會議結束時,武則天通常會留下元萬頃或劉t之,單獨商議一些更為機密或敏感的事務。而其他學士,則會領了各自的任務,回到堆積如山的典籍檔案中,繼續(xù)查閱、整理、起草,常常工作到宮門下鑰。
李瑾對北門學士的存在和作用心知肚明。他有時在紫宸殿議事,能明顯感覺到武則天對某些復雜問題的準備異常充分,對反對意見的反擊往往能引經據典、直指要害,這背后顯然有北門學士的功勞。他并未感到威脅,反而認為這是一種必要的政治智慧。在皇帝病重、太子年幼、女主當國的特殊時期,一個高效、忠誠、相對獨立的決策參謀機構,對維持朝局穩(wěn)定、推動政務運行至關重要。只要這個機構不直接干涉軍權,不觸碰他的核心領域,他便樂見其成。他甚至有時會通過某些渠道,將自己對某些政務的看法,委婉地傳遞給北門學士中與他關系尚可的個別人,間接影響決策。
夜色漸深,北門學士值房的燈火依舊亮著。這里沒有紫宸殿的莊嚴肅穆,沒有朝堂上的唇槍舌劍,只有翻動書頁的沙沙聲,毛筆在紙上的書寫聲,以及偶爾低低的討論聲。但就是在這看似不起眼的偏殿里,一項項可能影響帝國未來走向的政策正在被仔細推敲,一份份將要頒行天下的詔敕正在被精心打磨。這里,是武則天除了簾幕后的御座之外,另一個真正掌控權力、塑造帝國的大腦所在。而“北門議政忙”的景象,也成為了這個特殊時期,大明宮內一道獨特的、充滿活力的風景線。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