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卿所，皆有其理。”她總結道，目光掃過眾人，“土斷、括戶，勢在必行，然確需慎之又慎。周思茂所霹靂手段，是決心；范履冰、苗神客所循序漸進、軟硬兼施，是方法；元萬頃所名正順、準備周密，是前提。此事，可并行不悖。”

她略微思索，便開始下達指令：“劉t之，你精于典章，著即收集整理自北魏至本朝所有關于田制、戶籍、賦役之法令、詔書、案例，詳加考辨，歸納得失，擬一份條陳，供本宮參詳。”

“范履冰，你心思縝密，著手草擬一份《勸農安民、清查隱漏詔》的草稿，主旨在于鼓勵農桑、均平賦役、安輯流散，將括戶之意蘊含其中，語氣以撫慰、勸導為主，暫不明嚴懲。”

“苗神客，你與戶部、吏部熟悉，設法調閱河南、河北兩道近十年之戶口、田畝、賦稅檔案，尤其是變化異常之州縣，列出清單，圈定數處可作為試點之候選。”

“元萬頃，你總領此事。統(tǒng)籌諸卿所務，并留意朝野對此事之風聲議論，尤其是世家大族、地方大員之態(tài)度，隨時報我。”

“周思茂、胡楚賓，”她看向兩位年輕人，“你二人協助元卿，并多留意地方士子、寒門官員對此事之看法，收集相關議論、文章。此事關乎國本，亦關乎天下寒俊之前程，需知其心聲。”

眾人肅然領命，知道這又是一項重大且敏感的課題。皇后將此事交由他們秘密籌劃，而非直接下旨交由外朝商議，顯然是要先行研究透徹，掌握主動，待時機成熟，再以成熟方案推行，減少阻力。

布置完土斷括戶之事，武則天又拿出另一份文書，是關于修改《氏族志》的初步構想。唐初編纂的《氏族志》以關隴軍事貴族和山東舊士族為核心，排列氏族高下，這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社會階層，不利于寒門上升，也與武則天大力提拔寒門才俊的政策相悖。她有意重修，重新評定天下氏族，貶抑舊族，抬高新貴與當朝冠冕。

此議一出，北門學士們更加興奮。這觸及了門閥政治的根本，若能成功，其意義不亞于一次深刻的社會變革。眾人再次展開激烈討論，從歷史淵源、現實阻力、具體操作、可能后果等方面，進行了深入剖析。武則天同樣認真聽取，并不時發(fā)問或引導。

這樣的會議，往往持續(xù)一兩個時辰。有時是討論具體的政策難題，如漕運改革、幣制調整、邊鎮(zhèn)布防；有時是研究經史典故，為某項決策尋找理論依據；有時是分析官員奏疏，預判朝臣反應，擬定應對策略；有時則是為武則天起草重要的詔書、制誥、祭文，這些文章不僅要求文辭華美，更需符合政治需要，微大義。

北門學士們憑借其學識和才華，為武則天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智力支持。他們幫助她梳理龐雜的政務，提供專業(yè)的政策建議，起草具有高度政治技巧的文書，更在意識形態(tài)上為其執(zhí)政提供合法性論證。他們就像是武則天的“外腦”，極大地彌補了她作為女性，在接觸外朝信息和傳統(tǒng)士人網絡方面的某些不足，也讓她能夠繞過或制衡三省六部那些可能陽奉陰違的官僚機構。

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方式，武則天將一批有才干、有野心、且忠誠于自己的年輕文士，緊密地團結在自己周圍，形成了一個獨立于傳統(tǒng)朝堂體系之外的決策核心。他們對她的忠誠，源于知遇之恩，也源于共同的政治理想（打擊門閥、改革弊政、鞏固皇權）。這種關系，比單純的主仆或君臣更為牢固。

當夕陽西斜，會議結束時，武則天通常會留下元萬頃或劉t之，單獨商議一些更為機密或敏感的事務。而其他學士，則會領了各自的任務，回到堆積如山的典籍檔案中，繼續(xù)查閱、整理、起草，常常工作到宮門下鑰。

李瑾對北門學士的存在和作用心知肚明。他有時在紫宸殿議事，能明顯感覺到武則天對某些復雜問題的準備異常充分，對反對意見的反擊往往能引經據典、直指要害，這背后顯然有北門學士的功勞。他并未感到威脅，反而認為這是一種必要的政治智慧。在皇帝病重、太子年幼、女主當國的特殊時期，一個高效、忠誠、相對獨立的決策參謀機構，對維持朝局穩(wěn)定、推動政務運行至關重要。只要這個機構不直接干涉軍權，不觸碰他的核心領域，他便樂見其成。他甚至有時會通過某些渠道，將自己對某些政務的看法，委婉地傳遞給北門學士中與他關系尚可的個別人，間接影響決策。

夜色漸深，北門學士值房的燈火依舊亮著。這里沒有紫宸殿的莊嚴肅穆，沒有朝堂上的唇槍舌劍，只有翻動書頁的沙沙聲，毛筆在紙上的書寫聲，以及偶爾低低的討論聲。但就是在這看似不起眼的偏殿里，一項項可能影響帝國未來走向的政策正在被仔細推敲，一份份將要頒行天下的詔敕正在被精心打磨。這里，是武則天除了簾幕后的御座之外，另一個真正掌控權力、塑造帝國的大腦所在。而“北門議政忙”的景象，也成為了這個特殊時期，大明宮內一道獨特的、充滿活力的風景線。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