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反對的聲音和阻力也隨之而來。
一些守舊官員，對將朝廷政事、官員考評（哪怕是正面報道）如此“張揚”地刊印出來，公之于眾，深感不安，認為有損朝廷威嚴，易啟“刁?民”議論之端。某位御史便上疏彈劾，稱《大唐報》“淆亂體制，將廟堂之事播于市井，使胥吏販夫妄議朝政，非國家之福”。
對此，李瑾早有準備。他在朝會上從容應答：“《大唐報》所刊，皆為陛下德政，朝廷善舉，忠良事跡，民生要務。使百姓知朝廷之所為，明陛下之仁德，曉大義之所在，何來淆亂之說？莫非陛下德政、忠良事跡，見不得光，只宜藏于深宮，不足為百姓道耶？至于妄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正道信息導之，猶恐不及，若一味堵塞，反使謠橫生。今《大唐報》出，市井多議農時、邊功、良吏，豈不比議論那些無根流要好？”
皇帝李治近來因《大唐報》內容正面，且其中多有頌揚他“龍體漸安”、“勤政”之語，龍心甚悅，加上武則天也認為此報利于掌控輿論、彰顯治績，故對李瑾多有支持。那御史的彈劾，最終不了了之。
另一些反對者，則來自許敬宗、李義府陣營內部。他們敏銳地察覺到，《大唐報》的創辦和主導權掌握在李瑾手中，雖然每期關鍵內容需經政事堂合議和帝后御覽，但日常運作、稿件遴選、版面安排，皆由李瑾及其選拔的“報局”人員把控。這等于在官方輿論場中，開辟了一個不完全受他們掌控的渠道。李瑾那篇“務實虛文”的短評，更讓他們嗅到了不同的味道。于是，他們也開始嘗試向《大唐報》滲透，或推薦“自己人”進入報局，或試圖施加影響，要求在報上多刊載頌揚“洛水瑞石”、“圣母臨人”的文章，甚至隱晦地攻擊一些他們不喜歡的大臣。
對此，李瑾的策略是，在原則問題上不退讓，在次要問題上可妥協。對于要求大量、直接頌揚“圣母”的文章，他以“報紙貴在務實，祥瑞之事已有專文頌圣，不必每期重復，以免百姓生厭”為由，適度控制數量和篇幅，更多地將“圣母”的德行與“勤政愛民”的具體事跡結合起來報道。對于試圖塞人進來或干涉具體編務的，則以“報局初創，人員貴精不貴多，且陛下、天后有旨，編務需由報局據實擬定”為由，委婉而堅決地抵擋回去。同時，他也不吝在報上刊登許敬宗、李義府等人門下屬下的一些政策建議（只要確實有益），或他們經辦的某些“政績”，以示合作姿態，維持表面上的和諧。
真正的較量，發生在對具體事件和人物的報道上。一期《大唐報》在“良吏風范”欄目，報道了洛陽縣尉袁恕己不畏強權、秉公處置一宗涉及某關隴世家子弟的傷人案。報道本身客觀平實，只是陳述事實。但見報后，該世家通過關系向報局施壓，要求“更正”，稱報道“有損世家清譽”。報局負責人（李瑾提拔的一位剛直不阿的御史）據理力爭，堅持報道屬實，不予更改。事情鬧到李瑾這里。李瑾仔細核查后，確認報道無誤，便頂住壓力，不予理會，并在下一期報紙的“市井百業”欄目，不點名地批評了某些“豪強仗勢，干預訟獄”的現象。此舉雖未明指，但明眼人心知肚明，等于變相支持了袁恕己和那篇報道，也震懾了其他想干涉報紙的勢力。此事傳開，一些正直官員和百姓對《大唐報》的信任度大增，認為其“敢”。
最微妙的一次交鋒，是關于太子李弘的報道。太子仁孝，在士林中口碑甚佳。但東宮屬官中，有人對天后掌權、對《大唐報》頗多微詞。李瑾指示報局，在報道皇室活動時，給予太子適當的正面篇幅，如太子視學、祭孔、體恤民間疾苦等，報道務必客觀公允，不刻意拔高，也不刻意冷落。既尊重太子地位，也避免給人留下《大唐報》是東宮喉舌或與東宮對立的印象。這種平衡的報道策略，起初讓東宮一些人不滿，認為不夠“尊崇”，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發現《大唐報》對天后的報道也同樣秉持“重實績”的原則，且并未如某些流所說，刻意打壓太子，不滿之聲才漸漸平息。
武則天對《大唐報》的關注，遠比外界看到的要深入和復雜。每期報紙的樣刊，都會在第一時間呈送她的案頭。她看得很仔細，不僅看那些頌揚她的文章，更看邊關軍情，看農桑時訊，看良吏事跡，看市井百態，甚至仔細揣摩李瑾那篇“務實虛文”的短評。她欣賞這份報紙帶來的正面輿論效果，欣賞它巧妙化解流的方式，也敏銳地意識到李瑾通過這份報紙，在無形中倡導著一種“重實績、輕虛文”的價值觀，這在一定程度上，與她依靠“祥瑞”和佛教理論來構建權威的路徑，并不完全一致。
但她并未出手干預或爭奪控制權。至少目前沒有。因為她清楚地看到，《大唐報》在鞏固朝廷權威、打擊反對派流、展示“二圣”治下“盛世”氣象方面，作用巨大。李瑾把握的分寸很好，始終將皇帝的權威、她的“賢德”置于正面報道的核心，對“洛水瑞石”和“圣母”雖未大肆渲染，但也給予了符合禮制的尊崇。更重要的是，《大唐報》的成功運作，使得官方在輿論場上不再被動，她可以利用這個平臺，做更多事情。比如，她授意許敬宗，以“弘揚圣母仁德”為名，在報上連續刊登了幾篇描述她早年事跡、突出其“慈愛”、“英明”、“輔佐陛下”的文章，文筆優美，情節感人，效果頗佳。她也默許甚至鼓勵報紙報道一些她提拔的“北門學士”的政見和成績。
這更像是一種心照不宣的合作與博弈。李瑾掌握了報紙的日常運營和內容基調的主導權，武則天則通過最終審定和occasional的“命題作文”，確保報紙不偏離“大方向”，并為其所用。雙方在“鞏固現有統治、打擊反對流”這個大目標下，暫時達成了默契。
隨著《大唐報》一期期發行，其影響力從兩京迅速向周邊州縣擴散。地方官員發現，這份來自朝廷的報紙，不僅是了解中樞動態的窗口，其上的政策解讀、良吏榜樣、甚至懲處案例，都對治理地方有參考價值，于是也主動組織人手謄抄、宣讀。一些偏遠州縣的士子商賈，甚至愿意花高價購買、傳閱過期的大唐報，視為了解朝政、增長見識的途徑。
而市井間關于天后與梁國公的污穢流，雖然仍未絕跡，但聲勢已大不如前。當人們茶余飯后更熱衷于討論安西又打了勝仗、新式水車何時能推廣到自己家鄉、哪個貪官被報紙曝光倒了霉時，那些翻來覆去、又缺乏實據的宮闈秘聞，便漸漸失去了吸引力。更關鍵的是，《大唐報》通過持續不斷的正面信息轟炸，在大多數人心中構建起了一個勤政的皇帝、賢德的天后、忠勇的梁國公和蒸蒸日上的大唐盛世形象。這個形象越牢固，那些陰暗的流就越顯得荒謬、可笑，甚至“不愛國”、“不盼朝廷好”。
這一日，李瑾在報局審閱新一期稿件。窗外傳來市井的喧鬧聲，間或能聽到報童清脆的叫賣聲和路人聚在報欄前的議論聲。他放下朱筆，揉了揉眉心。短短數月，《大唐報》從無到有，在波譎云詭的輿論場中站穩了腳跟，殊為不易。這不僅僅是文字的勝利，更是信息的力量，是“事實”對“謠”的壓制，是公開對隱秘的挑戰。
然而，他心中并無太多輕松。他知道，反對者不會就此罷休。流或許會暫時偃旗息鼓，但更隱蔽、更高級的攻擊手段，可能正在醞釀。而《大唐報》本身，也成了一面鏡子，照出了朝堂上下、宮廷內外的各方勢力和他們的訴求。如何在這面鏡子中，既反映真實，又不至于引發難以承受的折射；如何在帝后、太子、權臣、清流、世家之間把握平衡；如何讓這份報紙不僅僅是歌功頌德的工具，也能承載一些真正的諫和不同的聲音，哪怕極其有限……這些都是比應對流更復雜、更長期的挑戰。
“國公，這期的‘駁訛正謬’欄，有一篇來稿，是國子監一位司業撰寫的，辨析‘牝雞司晨’之說的荒謬，引經據典，文采斐然，但……辭頗為犀利，直接駁斥了一些古板儒生的論調。”報局主編，那位剛直的御史，拿著一份文稿，有些猶豫地呈上。
李瑾接過，快速瀏覽。文章寫得確實不錯，邏輯清晰，論據有力，直指那些以“婦人干政”為由攻擊武則天的論。但這篇文章一旦刊出，必然會在士林引起軒然大波，支持者拍手稱快，反對者則會視《大唐報》為天后張目的急先鋒，攻擊的矛頭可能直接從流轉向報紙本身，甚至波及到他。
是刊，還是不刊？
李瑾沉吟片刻。這是一個機會，也是一個風險。直接為天后執政的合法性進行理論辯護，這比報道具體事跡更進一步，是意識形態層面的主動出擊。但時機是否成熟？《大唐報》的根基是否穩固到足以承受隨之而來的攻訐？
“文章先留下。”李瑾將文稿放在案頭，“此事，需從長計議。或許，不必如此直白。可以約請幾位大儒，撰文探討‘賢內助’于國于家之重要性，或論‘才德’與‘性別’之本末，潤物細無聲，效果或更佳。”
他需要更謹慎地衡量。輿論的陣地已經開辟，但如何鞏固，如何拓展，如何在這陣地之上，既捍衛他想捍衛的，也播下他期望的種子，這需要智慧，更需要耐心和時機。
《大唐報》的墨香，已經開始在帝國的空氣中彌漫。它能否真的“文章定是非”，尚需時間檢驗。但至少，它讓一種不同于“天啟”神諭和污穢語的聲音，得以發出，并被越來越多的人聽到。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