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的硝煙尚未散盡，經卷焚毀的焦糊味仿佛還縈繞在洛陽、長安的街巷上空，另一場在思想領域更為深遠、也更為根本的“建設”工程，已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之中。這一次，目標直指帝國意識形態的基石――儒家經典。
“牝雞司晨，惟家之索。”這句出自《尚書?牧誓》的古語，如同一個巨大的陰影，始終籠罩在武則天走向權力巔峰的道路上。盡管“洛水瑞石”以“天意”的形式試圖沖破這層桎梏，盡管《大唐報》以鋪天蓋地的正面宣傳塑造著“賢德圣母”的形象，盡管禁讖緯的雷霆手段暫時壓制了公開的誹謗，但在士林之中，在那些恪守傳統禮教的儒家士大夫心底，這句古老的訓誡，依然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是反對者們最強有力的理論武器。流可以查禁，讖緯可以焚毀，但圣人經典中的話語，卻如巍巍高山，難以撼動。
武則天深諳此道。她明白，僅僅依靠“祥瑞”的神權和嚴厲的鎮壓，不足以長久穩固她的地位，尤其難以真正贏得天下士人之心，而士人之心，是統治這個龐大帝國的關鍵。她需要一套能夠自圓其說，甚至能與傳統經典分庭抗禮，至少是能對經典做出符合她需求之新詮釋的理論體系。這套體系，必須根植于儒家經典本身，從內部解構“牝雞司晨”的舊論，構建起“圣母臨朝”的新義。
麟德三年秋，一場被后世史家稱為“經筵重釋”的浩大工程，在洛陽宮城內的集賢殿悄然啟動。名義上，是皇帝李治“感念圣人之學微大義，日久或有湮沒，恐后世不彰”，特下詔命，召集天下博學鴻儒、經學大家，匯聚東都，重新校勘、注釋儒家經典，“以明圣道，以正人心”。但明眼人都清楚，真正主導此事、并賦予其特殊政治使命的，是簾后的天后武則天。
主持其事的，是時任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的許敬宗。這位以文才和諂媚著稱的老臣，深諳天后心意，是執行此項“文化工程”的最佳人選。協助他的，還有一批被武則天提拔、倚重的“北門學士”，如元萬頃、劉t之、范履冰、周思茂等人。他們多出身寒微或中下層官僚家庭，以文采見長，銳意進取，對傳統士族把持的經學解釋權早有不滿，也更容易接受和闡發新的、有利于天后執政的理論。
當然，僅僅依靠許敬宗和北門學士是不夠的。為了增加這項工程的“權威性”和“廣泛性”，減少來自傳統經學世家的阻力，武則天還下詔，征召了一批在士林中素有清望、學問扎實，但相對不那么頑固保守的大儒入京，參與校勘注釋。如以精研《春秋》著稱的谷那律，擅長《禮記》的賈公彥，博通五經的孔穎達后人（雖孔穎達已去世，但其學派影響仍在）等。甚至，對那位曾以“牝雞司晨”為由上書反對她封禪亞獻的老臣郝處俊，也給予了表面上的禮遇，未加罪責，只是“體諒”其年高，未強征其入京，但此舉本身，就是一種姿態。
集賢殿內，典籍如山，墨香四溢。來自各地的鴻儒、學士、校書郎濟濟一堂，每日埋首于浩如煙海的經典之中，考據、辯難、商榷、撰述。表面上，這是一次空前規模的學術盛事，是對先賢經典的“正本清源”。但暗地里，一股無形的導向力量，在許敬宗和北門學士們的巧妙運作下，彌漫在殿宇之間。
“諸位，陛下有旨，此番重注經典，貴在‘通達時變，明體達用’。”許敬宗在首次集議時，便定下了基調，“圣人之，微大義，然時移世易，若拘泥章句，不解其精神實質，則無異于刻舟求劍，反失圣人本意。如今天下升平，陛下圣明，天后賢德，共理陰陽，此乃千古未有之盛事。吾輩學人，當領會圣人之‘仁政’、‘民本’之要義，為當世治國理政，提供鏡鑒。”
話說得冠冕堂皇，但在具體的研究和注釋方向引導上，意圖逐漸清晰。重點被放在了那些涉及“夫婦之道”、“陰陽和合”、“母儀天下”、“賢內助”等主題的經典篇章上。
對《詩經》，他們著力挖掘和頌揚那些贊美“后妃之德”、“賢明內助”的詩篇，如《關雎》被解釋為歌頌“后妃之德，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強調后妃“輔佐君子”的重要性；《葛覃》被引申為后妃“躬儉節用，服儒隆保允廄詡蟮掄簧踔痢毒磯芬脖喚饈臀簀爸駒詬ㄗ艟櫻笙蛻蠊佟保羌虻サ乃擠蛑鰲6閱切┛贍鼙喚舛廖芭觥鋇氖縞婕鞍Α2Ъ旱模虻恚蚪饈臀熬跏y攏橋又鎩保氐閂謝杈昂煅棧鏊甭弁衙簟
對《尚書》，除了繼續弱化“牝雞司晨”的負面解讀（將其解釋為特指商紂王時婦人干政亂國，而非普遍規律），更重點闡發《堯典》、《舜典》中關于堯舜禪讓、選賢與能的思想，暗喻“唯德唯才”是執政的關鍵，而非性別。同時，大書特書《尚書》中關于“敬天保民”、“明德慎罰”的治國理念，將其與當下“二圣”的“仁政”聯系起來。
對《禮記》，尤其是《內則》、《昏義》等篇，進行了創造性的重新詮釋。傳統解釋強調“男尊女卑”、“婦人從人”，而許敬宗等人則引導學者們著重闡發其中關于“婦德”、“婦”、“婦容”、“婦功”的積極內涵，并將其與“齊家治國”聯系起來，強調“家齊而后國治”，一位具有卓越德行和智慧的“國母”或“賢內助”，對于“齊家”乃至“治國”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們甚至從古籍中搜羅、或“重新發現”了一些關于古代賢明后妃（如周之三太：太姜、太任、太姒）輔佐夫君、教化子孫、安定邦國的記載，將其系統整理、放大，作為“圣母臨朝”的歷史先例和理論依據。
對《周易》，則巧妙運用其陰陽變化、相生相克的哲學思想。一方面，承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尊地卑”的秩序；另一方面，則大力闡發“一陰一陽之謂道”、“乾坤并建”、“陰陽和合而萬物生”的道理，強調陰陽并非絕對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特定時期，比如“陽”弱（指皇帝多病）或天下需要“柔順”之德來調和時，“陰”的積極作用就顯得尤為關鍵，這便為女性在特殊時期的執政，找到了哲學上的合理性。
這項工作并非一帆風順。盡管有許敬宗的導向和北門學士們的推動，但參與其中的許多傳統學者，內心深處對如此“為我所用”地詮釋經典，尤其是明顯為女性執政張目的詮釋，感到抵觸和不安。辯論時有發生。
一次，在討論《禮記?郊特牲》中“婦人無爵，從夫之爵”的經義時，一位來自山東的老儒生，姓鄭，是研究《三禮》的世家，耿直地提出：“此經義昭然，婦人本無獨立爵位，其榮辱系于夫、子。今若強行曲解，恐非治學之道，亦難服天下士人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