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藪山城的烈焰濃煙尚未散盡,其傳遞的恐怖信號卻已如驚濤駭浪,席卷了整個倭國列島。“唐軍有雷神相助,可喚天火,崩山摧城”――這已不再是潰兵的夸張之詞,而是被伊賀山中無數雙驚恐的眼睛見證,被山城廢墟的斷壁殘垣所證實的、無可辯駁的“神罰”現實。與這等超越想象的力量為敵,不再是勇武與否的問題,而是徹頭徹尾的自取滅亡。
恐慌如同瘟疫,從畿內(奈良周邊)向四周瘋狂蔓延。本州西部、中部,乃至四國、九州殘余的抵抗勢力,聞風喪膽。原本還在觀望、甚至暗中串聯意圖“勤王”的地方豪族、國司、郡司們,爭先恐后地派出使者,攜帶降表、禮物、人質,涌向奈良唐軍大營。他們跪伏在帥府前,用最謙卑的辭,表達對大唐天兵的畏懼與臣服,只求保全家族性命與領地。
帥府之內,李瑾端坐主位,何迦樓、金仁問等將領、幕僚分列兩旁。案幾上堆滿了各地送來的降書順表。空氣中彌漫著檀香與墨香,也彌漫著一股無形的、勝利者的威壓。
“殿下,據各路人馬回報,本州西部、中部六十八國,已有五十三國遣使請降,余者或因地處偏遠消息不通,或為蝦夷(北海道)化外之地,不足為慮。四國島諸豪族亦已上表歸附。九州殘余抵抗已基本肅清。唯本州東北陸奧、出羽等地,山高路遠,豪族林立,向不服王化,目前尚無明確消息,但觀其態勢,亦不敢輕舉妄動。”行軍司馬捧著文書,一一稟報。
李瑾微微頷首,目光沉靜。軍事上的征服已近完成,但如何將軍事勝利轉化為穩固的政治統治,才是真正的考驗。倭國不同于高句麗,它是一個孤懸海外的島國,有自己獨特的語、文化和統治結構。徹底吞并、直接設郡縣,成本太高,也易激起長期反抗。最佳策略,莫過于“羈縻”,即保留其原有統治架構,但置于大唐的絕對宗主權和控制之下。
“傳令各軍,穩扎穩打,控制要地。對請降者,一律以禮相待,準其保留現有職位、領地,但需具結保證書,獻上戶籍圖冊,繳納‘助軍糧餉’,并遣嫡子或重要親族至奈良為質。若有反復,或陰奉陽違者……”李瑾頓了頓,聲音轉冷,“鬼藪山城,便是前車之鑒。”
“是!”行軍司馬躬身記錄。
“另,以本帥名義,發布安民告示,遍傳各郡縣。內容要點:一,大唐興仁義之師,討伐不庭,止誅首惡,不擾良善。二,倭國自此去帝號,去‘天皇’僭稱,恢復‘倭國王’封號,永為大唐藩屬。三,廢其‘朱鳥’偽年號,奉大唐‘麟德’正朔。四,倭國朝廷需改組,設‘倭島都督府’,由大唐派遣都督統轄軍政,倭王協理民政。具體細則,待本帥奏明圣上、天后后頒行。五,各地官吏、豪族、僧侶,凡遵大唐號令、安分守己者,皆可保全富貴。”
這道告示,如同一把精準的手術刀,劃開了倭國政治的核心。去帝號、奉正朔、設都督府――這意味著倭國從名義到實質,都將被完全納入大唐的宗藩體系,其內政外交、軍事大權,將被大唐牢牢掌控。
告示一出,在倭國上層引發了劇烈震蕩。一些頑固守舊的貴族、神道教神官,私下哀嘆“國體淪喪”、“神裔蒙塵”,但在唐軍鐵蹄和“霹靂”的威懾下,無人敢公開反抗。更多的貴族、官吏則在恐慌之后,開始思考如何在新秩序下保住、乃至提升自己的地位。畢竟,對許多人來說,頭頂是天皇還是大唐皇帝,差別或許并不如家族的存續和利益來得重要。
而這一切安排的關鍵前提,是那位被囚禁在奈良某處嚴密守衛宅邸中的“天皇”――天武天皇本人的正式屈服。他需要以一種公開、正式、無法挽回的方式,承認大唐的宗主權威,接受李瑾代表大唐皇帝、天后提出的所有條件。只有他這位“現人神”(天皇在神道教中的神圣身份)低頭,大唐對倭國的統治才具備“法理”上的徹底性,才能最大限度地瓦解殘余的、基于傳統神國觀念和天皇崇拜的抵抗意志。
數日后,經過幕僚的精心準備和與倭國被俘公卿(已被李瑾甄別、部分釋放并暫時任用,以維持基本行政運轉)的數次溝通,一場旨在終結倭國獨立地位的受降儀式,在奈良京皇宮(大內里)正殿――大極殿前的廣場上舉行。之所以選在此地,意義非凡。大極殿是倭國模仿唐長安太極殿所建,是其舉行最重要儀式的場所。在此地接受天皇的降表,象征著對倭國政治核心的徹底征服。
是日,天空陰沉,似有雨意,但并無雨滴落下,只是壓抑得讓人心頭發沉。大極殿前廣闊的廣場上,旌旗獵獵。五千唐軍精銳,頂盔貫甲,持戟荷戈,從宮門一直排列到大殿丹陛之下,組成兩條森嚴的通道。陽光偶爾穿透云層,照亮他們冰冷的甲胄和鋒利的兵刃,肅殺之氣彌漫天地。廣場四周的高處,隱約可見一門門褪去炮衣的輕型火炮,黑黝黝的炮口沉默地指向下方,無聲地提醒著所有人,抵抗的下場。
廣場正中,丹陛之下,已設好香案、旌節。李瑾身著紫色親王常服(代表天子出征的象征),外罩明光鎧,腰懸御賜“定遠”劍,在何迦樓、金仁問等數十員將領、幕僚的簇擁下,肅然立于香案之側。他神色平靜,目光深邃,并無戰勝者的驕狂,只有一種俯瞰一切的威嚴。
辰時三刻,號角長鳴。宮門緩緩打開,一隊人從宮內緩緩走出,走向廣場中心。
走在最前面的,正是天武天皇。他已褪去了那日被俘時的“袞冕”,換上了一身素白色的、沒有任何紋飾的“帛衣”,披發跣足――這是倭國表示“待罪”或“重大反省”時的最高規格服飾,近乎于罪衣。他臉色蒼白,眼窩深陷,數日的囚禁和巨大的精神壓力,已讓這位曾經高高在上的“現人神”憔悴不堪,步履蹣跚。在他身后,跟著數十名倭國王公貴族、高階官吏、神官領袖,皆身著素服,低頭垂手,面色灰敗。這些人,是壺坂之戰后被俘或隨后主動投降的倭國統治核心,此刻被集中于此,共同見證這屈辱的一刻。
隊伍在唐軍士兵冰冷目光的注視下,沉默地穿過刀槍組成的甬道,每一步都似有千鈞之重。許多倭國貴族渾身顫抖,幾乎無法站穩,需要旁人攙扶。空氣中彌漫著絕望與屈辱的氣息。
行至丹陛之下,距離李瑾及香案約十步,隊伍停下。天武天皇抬起頭,目光與李瑾平靜卻極具穿透力的視線一碰,立刻像被燙到般縮回,深深地低下頭去。他身后所有倭人,齊刷刷地跪倒在地,以頭觸地。
一名通事(翻譯)上前,用倭語高聲宣道:“倭國罪臣,向大唐皇帝陛下、天后陛下,及欽差征東大元帥、太子太師、英國公李瑾殿下,乞降請罪!”
天武天皇伏在地上,身體微微顫抖。良久,他才用干澀嘶啞的聲音,開始誦讀事先準備好的、用漢文書寫的《請罪乞降表》。這封降表,由唐軍幕僚擬定,倭國公卿潤色,最終由天武天皇親手抄錄(并蓋上了倭國“天皇御璽”和“太政官印”)。辭極盡卑微悔過之能事:
“臣,倭國小王(自稱去帝號),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書大唐皇帝陛下、天后陛下御前,并叩拜天朝欽差大元帥李公瑾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