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羽國小坂銀山，礦脈極富，然地處深山，道路難行，已征發民夫三千，開鑿道路，并派兵一隊駐守……”

李瑾聽著匯報，看著地圖上一個個被標記出來的、代表礦點的紅色圓圈，臉上并無太多喜色，只有一種沉靜的、一切盡在掌握的篤定。他知道，這些流淌出的金銀，才是此戰最實在的收益，也是未來控制倭國、支撐更大野心的基石。

“傳令崔器及各礦場主事，”李瑾指示行軍司馬，“開采冶煉，一應以安全、高效為首要。可酌情提高熟練工匠及倭人監工之待遇，以激勵其心。然，對征發勞役，需嚴加看管，防止逃亡、暴動。各礦場駐軍，務必提高警惕，若有膽敢破壞礦山、煽動滋事者，無論何人，立斬不赦，并追究其主家連坐之責！”

“所得金銀銅料，除留小部于當地用于支付必要開支及駐軍餉額外，大部需定期運送至難波津或博多津，由水師戰艦押運，送回登州，再轉送洛陽。運輸路線、時間需嚴格保密，沿途加強護衛。”

“另，”李瑾補充道，目光銳利，“嚴查各礦場吏員、軍士貪墨、私販礦料之行為。一經發現，無論官職大小，立按軍法從事，籍沒家產。朝廷與將士們跨海血戰所得，不容碩鼠竊取！”

“是！”行軍司馬凜然應諾。

隨著礦監司在各礦點展開工作，大批的金銀開始從倭國的山川中流淌出來，匯聚到奈良、難波津的臨時府庫。這些黃白之物，不僅直接沖抵著戰爭賠款，更以最直觀的方式，彰顯著大唐統治的“實效”。倭國的貴族、官吏們，眼睜睜地看著原本可能屬于他們的礦藏，被唐人以絕對的力量和技術優勢奪走，財富如水般流出倭國，心中滋味復雜。有些人暗中怨恨，但更多的人，在恐懼和利益的權衡下，選擇了合作甚至主動投靠。

一些地方豪族，主動獻上自己領地內疑似有礦的地圖，或派出子侄、家臣，協助唐軍維持礦場秩序、征發勞役，以換取一個“協理”、“監工”的頭銜和微不足道的分成，或僅僅是保全家族平安。唐人也樂得利用這些“地頭蛇”，以減少管理成本，形成了一種微妙而殘酷的共生關系：唐人居于頂端，掌控技術和武力；合作的倭人豪族作為中間階層，負責具體管理和鎮壓；最底層的，則是無數被強制征發、在惡劣條件下勞作至死的倭國平民、囚徒、奴隸。

當然，并非所有人都甘心接受。在一些偏遠礦區，也曾爆發過小規模的勞役暴動或當地豪族煽動的襲擊。但在唐軍精銳小隊和“霹靂火器”（小規模戰斗中使用的手擲雷和火槍）的鎮壓下，這些反抗如同投入火把的雪花，瞬間消融。參與者被殘酷處決，其家族被連坐，土地被沒收，人口被貶為官奴，發往更艱苦的礦場。血腥的鎮壓，讓反抗的成本變得極高，漸漸地，公開的抵抗越來越少，轉為暗地里的消極怠工或零星逃亡。

掠奪是系統而高效的，但李瑾的眼光，并未僅僅停留在掠奪上。在一次與礦監司主事崔器的談話中，他提到了更長遠的方向。

“金銀雖好，然終有采盡之日。且長途轉運，耗費亦巨。”李瑾指著地圖上標注的礦點，“汝等在開采之余，需留意記錄礦脈走向、礦石種類、伴生之物。倭國多山，除金銀外，銅、鐵、鉛、硫磺等，亦不可忽視。尤其硫磺，乃火藥必備之材，需尋穩定礦源，加大開采。可嘗試在倭地就地建立一些工匠坊，利用其木炭、水力，將部分礦石粗煉，再運回大唐，以省運力。”

“此外，”李瑾沉吟道，“倭人之中，若有心靈手巧、肯學肯干之礦工、匠人，可稍加籠絡，傳授其一些粗淺技藝，以為我用。未來，或可于倭地設‘匠作所’，專司兵器修繕、農具打造乃至船舶維護，使其能稍稍自給，減輕我大唐負擔。然核心技藝，如精煉、火藥配制、軍器制造，絕不可外泄。”

崔器心領神會：“大帥高瞻遠矚。下官明白，既要取其利，亦要逐步使其能為大唐所用，成為海外之一臂助，而非純粹之負累。”

掠奪，是為了滋養母國；而有限的、可控的技術轉移和本地化生產，則是為了降低統治成本，并逐漸將倭國經濟捆綁在大唐的戰車上，使其難以脫離。這遠比單純的殺雞取卵更為高明，也更具可持續性。

當第一批滿載銀錠的運輸船，在唐軍戰艦的護航下，離開難波津，駛向茫茫大海，駛向登州，駛向洛陽時，它們運載的不僅僅是貴金屬，更是一個明確的信號：跨海征伐倭國，不僅僅是一場軍事勝利，更是一場利潤空前豐厚的投資。倭國地下的財富，正通過唐軍建立的體系，源源不斷地流向大唐，充實著帝國的國庫，也為李瑾和武媚娘心中那個更宏大的藍圖――走向更廣闊海洋――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奈良的秋風中，仿佛都帶上了一絲金銀的冷冽氣息。倭國，這個曾經懷揣著“日出處天子”夢想的島國，正在以一種它未曾預料到的方式，被深刻地改變著。它的山川，在為征服者產出財富；它的人民，在征服者的驅使下改造著自己的土地。而這一切，才剛剛開始。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