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水之畔，風雅盡去。雙方從具體知識之辯，迅速上升到“義利之辨”、“道器之辨”、“理氣之辨”、“古今之辨”的根本層面。舊學派高舉道德理想主義大旗，將內心的道德修養、社會的倫理秩序奉為至高無上的“本”，而一切外在的、實用的知識與技術，若非直接服務于這個“本”，便是可疑的、甚至有害的“末”。新學派則秉持一種萌芽中的實用理性精神，認為探究客觀規律、解決實際問題的“實學”，同樣是實現“治國平天下”理想不可或缺的途徑，對經典的闡釋，亦不應抵觸確鑿的事實與嚴密的推理。

場面激烈，聲浪漸高。李瑾冷眼觀察，見在座許多年高德劭、學風正統的耆宿，雖未必全然贊同孔穎的激烈，但眉宇間對新學的疏離與疑慮顯而易見。而年輕一輩中，不少人眼中則閃爍著求索與興奮的光芒。這正是時代裂痕的縮影，舊日的龐大身影與新時代的躁動脈搏在此交鋒。

就在雙方僵持不下、氣氛近乎凝滯之際，一位始終靜坐旁觀、銀發矍鑠的老者緩緩開了口。他是前太子賓客楊炯，學問淵博，德高望重，雖已致仕，一仍可影響清議風向。他聲音不高，卻帶著奇異的穿透力，讓嘈雜的現場為之一靜。

“諸君之論，老夫聽之良久。”楊炯撫須，目光平和地掃過眾人，“孔穎之憂，在于道統之正；三郎之求，在于實利之興。二者看似冰炭，然則，豈無相濟相成之道？”

他轉向孔穎：“仲達，你重義守道，此士人風骨，無可指摘。然《易》有云：‘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又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圣人亦不諱‘利’，所利者，天下萬民之公利也。若格物之學，果能厚生利民、強固國本，此非‘義’之彰顯、‘道’之踐行乎？”

他又看向李瑾：“三郎倡新學，志在富國惠民，其心可嘉。然則，治國平天下，終以人心為本，以教化為先。若士子皆溺于奇巧，德性不修，經史不讀，則智巧愈精，或為禍愈烈。昔日公輸般之巧，為墨子所屈，所恃者非技，乃兼愛非攻之大道。故，新學可興，實利可求，然道統之本不可移，人心之教不可廢。當使治新學者，亦通經義，明禮義廉恥；使習舊學者，亦知實務，不尚空談虛文。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道器之辨，本末相資。如此，方是長治久安之途。”

楊炯之論，是一種典型的折衷與調和。他試圖在舊學的道德框架內，為“實學”、“新學”尋覓一個合法且從屬的位置：可用于“致用”，但不可動搖“明體”；可追求“器利”，但必須服從“道本”。這代表了朝野間相當一部分穩健派士大夫的態度――他們看到了新學的實用價值，愿意接納其帶來的益處，但堅決要維護儒家意識形態的絕對主導與士人階層的文化領導權。

李瑾心知，在當下，這已是能為新學爭取到的最佳空間。徹底顛覆舊有體系既不現實，亦非其初衷。他需要的，是一個讓新思想、新方法、新技術得以存活、試驗、成長的縫隙。他立即順水推舟，鄭重表態：

“楊公高論，如醍醐灌頂，瑾受教匪淺。格物之學，所求無非‘真’與‘用’。明物理以致用，用之中自涵德行。譬如醫者，必先懷仁恕之心，而后研習方技，此乃仁心仁術，本末一體。格物院諸生，除專攻藝業，亦需誦讀經史，切磋義理，所育之才，乃是通經致用、明體達用之才，非僅知奇巧、不諳大義之匠。若能造就此等人才，方不負朝廷設學育人之本意。”

他巧妙地將爭論焦點，從根本性的“道器義利”之爭，拉回到相對具體的“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一更易操作、也更具說服力的問題上，并承諾新學教育中會包含傳統經學，以安撫舊學派的不安。

上巳文會，在一種微妙而脆弱的平衡中落幕。沒有勝敗，但思想的裂痕已然公開，且更深了。舊學派依舊警惕，但楊炯的定調，為“有用之學”的有限存在開了綠燈。新學派則更加清醒，他們的道路必將伴隨著與舊傳統的持續摩擦、妥協與博弈。

然而，思想的地火一旦噴涌，便難以遏止。洛水之畔的這場交鋒，迅速化身為各種添油加醋的版本，在洛陽、長安的茶樓酒肆、書院學舍間流傳。“道”與“器”、“義”與“利”、“古”與“今”、“虛”與“實”的辯難，從格物院的圍墻內，涌向了整個帝國的精神領域。支持者與反對者都在聚集同儕，打磨論點，積蓄力量，準備著下一輪更為廣泛、也更為深入的較量。

回到格物院，李瑾望著“致知堂”的匾額，對身旁神色各異的陸明遠、秦鳴鶴、宇文恪等人沉聲道：“今日之辯，意料之中。新舊之爭，非口舌可定，乃時勢所趨。楊公所‘本末相資’，是眼下可行之策。我等不必執著于經義詞章之辯，當以實績示人。新艦可曾試航？傷兵活人幾何？紡機是否增效？鐘樓可利民生？稻種能否增產？此等實實在在的功績，一樁勝過萬空論。讓事實說話，讓生民受益，讓國力增強，則新學之根基自固。然院內生徒，經史教化不可偏廢，需使其知曉，吾輩所求之‘真’與‘用’，其歸宿，終是‘善’與‘仁’，是天下生民之福。”

他知道，這場思想領域的漫長變革，才剛剛開始。舊學的殿堂依然巍峨，新知的幼苗尚在風中搖曳。但種子已破土，辯論已啟程。一個融合與裂變、固守與求索的時代，其思想交鋒的序幕，已由洛水之畔那場并不風雅的爭論，鏗然拉開。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