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奏疏，實際上勾勒出了一個早期近代海關與海外貿易管理體系的雛形，其核心是將海外貿易從“懷柔遠人”的政治附屬品，提升到“經略海疆、充實國用”的國家戰略高度，并以制度化、透明化、利益導向的方式進行管理。
爭論異常激烈。反對者攻擊此舉是“與民爭利”、“啟商賈奢靡之風”、“使天子有利之譏”，更擔心市舶使權力過重，形成獨立于地方行政體系之外的“利窟”，尾大不掉。支持者則列舉前代市舶之利，強調如今水師強盛、海船堅固，正宜開拓。武后最終乾綱獨斷，支持了李瑾、劉仁軌等人的主張。她敏銳地看到了其中巨大的經濟利益和對皇權的鞏固作用――一個由中央直接控制、能帶來穩定巨額收入的市舶系統，無疑能增強朝廷的財政力量，削弱地方割據的經濟基礎。
麟德十三年初，詔令頒行天下。以廣州為模板，揚州、泉州、明州、交州四處，迅速開始籌建新的市舶司。朝廷選派了一批被視為“能吏”、“干員”且相對清廉的官員出任首屆市舶使，并抽調戶部、工部、水師相關人員輔助。劉仁軌被任命為“東南諸道市舶、水陸轉運、沿海防御制置使”，總攬東南沿海市舶、水師及與海外相關事務，駐地廣州，顯示出朝廷對此事的極度重視。
新政推行，絕非一帆風順。廣州舊有的利益集團（包括部分官吏、地方豪強、與番商勾結的“攬頭”）對新政陽奉陰違，甚至暗中阻撓。新設立的“看驗所”評估貨價，觸動了他們低報價格、從中牟利的奶酪。規范的稅收和“公憑”制度，讓走私變得困難。一些習慣了混亂中撈取好處的番商“綱首”也感到不便，抱怨“規矩太多”。
廣州新任市舶使崔浞，是一位出身河北、曾擔任過縣令、州司馬的干練官員，以不畏豪強、精于計算著稱。到任后，他雷厲風行。首先，他請劉仁軌調派一隊水師精銳，以“整肅港口、緝拿私梟”為名，進駐廣州港，震懾宵小。接著，他公開頒布《市舶則例》草案，召集番漢大商，聽取意見，稍作修改后便明文張榜，嚴格執行。對于幾起試圖賄賂評估牙人、夾帶違禁品（主要是銅錢和生鐵）的案件，他果斷處置，涉案唐商抄沒家產，番商驅逐出境，永不允入唐貿易，涉案官吏杖責流放。此舉迅速樹立了新市舶司的權威。
同時，崔浞也展現出靈活變通的一面。他簡化了部分繁瑣手續，提高了驗貨效率；對于按時納稅、誠信經營的大商，給予“優舶”稱號，可享受優先泊位、快速通關、稅額九折等優待；他還組織番漢商人聯誼，由市舶司出面擔保，促成了一些大宗長期合約。新的官棧和互市場建成后，交易環境確實比以往魚龍混雜的碼頭更為安全、有序，減少了欺詐和糾紛，雖然要繳納棧租牙錢，但許多正經商人，尤其是資本雄厚、做長期生意的大商，逐漸開始認同這種新秩序。
最大的轉變發生在民間海商。過去，民間下海貿易風險極高，不僅要面對風浪海盜，還要躲避官府稽查，地位低下。如今，只要向市舶司申請“出海公憑”，繳納一定保證金和定額稅（或在返航時按利抽分），就能合法揚帆出海，甚至能申請水師護航（需付費）。盡管有各種規費，但合法身份帶來的安全感、水師護航降低的風險、以及返航后合法銷售貨物的便利，使得許多有資本、有膽識的沿海商人趨之若鶩。一批民間海商船隊開始組建，他們多采取合資入股的方式，購置或建造大型海船（其中不少采用了格物院改良的帆裝和船型），招募熟悉海路的水手，在嶺南、福建、江浙的沿海地帶蔚然成風。
揚州、泉州、明州、交州的市舶司也陸續建立并開始運轉。雖然各地情況不同（如揚州更側重與內河漕運銜接，泉州、明州對日、朝貿易活躍，交州面向南洋），但基本制度框架得以推行。市舶司的設立，如同在帝國漫長的海岸線上，打下了一根根堅固的木樁，開始系統地編織一張覆蓋東亞、東南亞乃至更遙遠海域的貿易與稅收之網。
源源不斷的商品開始通過這張網絡加速流動：精美的越窯青瓷、邢窯白瓷、色彩絢麗的絲綢錦緞、清香撲鼻的茶葉、實用的鐵器銅鏡、珍貴的書籍紙張……從各大港口裝船，運往未知的遠方。而海外的香料、珠寶、犀象、琉璃、藥材、珍貴木材，乃至占城稻種、新奇瓜果，也沿著反向的航道，涌入大唐的港口，再通過運河、驛路，分銷至帝國的各個角落。
市舶司的稅收賬冊上，數字開始跳躍式增長。雖然初期投入巨大，且貪腐不可能完全杜絕，但制度化的管理帶來的收益，很快讓朝廷的戶部官員們眉開眼笑。這筆新增的、可持續的財源，為水師擴建、港口建設、河工水利乃至朝廷的諸多開支，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站在廣州新建的市舶司官署高臺上，望著珠江口千帆競發的壯觀景象，劉仁軌對身旁的崔浞感嘆道：“昔人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今朝廷設市舶，非僅取利，實乃開其道，利其流，導百川而歸海，聚萬國之貨殖。此非與民爭利，乃與民共利，而朝廷得其大者。海貿若江河，堵則潰，疏則通，導則沛然莫之能御。吾等所為，便是這疏與導。”
崔浞拱手道：“制置使高見。下官唯謹守章程，剔弊興利，使商賈樂出其途，番夷愿來朝市，而國庫日盈，海疆綏靖，方不負朝廷重托。”
海風獵獵，吹動著官署檐下的風鈴，也吹動著這古老帝國向著海洋深處，邁出更堅定、更有力的步伐。市舶司的林立，標志著大唐的海洋政策，從被動、保守的“懷柔”，轉向了主動、進取的“經理”。一個由國家力量主導、制度保障、利益驅動的海上貿易時代，伴隨著各港口市舶司升起的旗幟和清脆的算盤聲，正式拉開了序幕。財富的潮水，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確定性，開始拍打大唐的海岸線，并將很快涌向這個帝國的腹地，沖刷、改變著一切。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