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滋養了新興的海商、手工業主和金融家。大海商們通過貿易賺取了海量金銀，他們不僅用于奢侈消費、購置田產，更將巨資投入再生產：訂購更大更多的海船，投資礦山、工場，開設柜坊經營匯兌借貸。嶺南、江浙一帶，出現了專門從事金銀熔鑄、鑒別、兌換的“金銀鋪”，生意興隆。一些資金雄厚的柜坊，甚至開始嘗試發行以金銀為本位的“錢票”（類似銀行券雛形），在一定范圍內流通，進一步促進了商業資本的集中和流動。手工業也因需求旺盛和資本注入而擴張，匠人收入提高，刺激了技術創新。

然而，這“金銀潮水”并非全然甘霖，它也帶來了復雜的效應和潛在的風險。

物價的結構性上漲開始顯現。雖然帝國疆域遼闊，商品總產量也在提升，但金銀的集中、快速涌入，尤其是在沿海貿易中心和洛陽、長安等消費大城，導致對土地、房產、奢侈品、乃至優質糧食布匹的需求激增，推動了這些資產和商品的價格。普通百姓，尤其是非貿易區、非手工業地區的農民，并未直接從海外貿易中獲利，卻可能因糧價、布價（因部分土地改種經濟作物或勞動力流向工坊）的溫和上漲而感到壓力。

社會風氣的奢靡化加速。金銀的易得（至少對富裕階層而），助長了炫富、攀比之風。洛下、揚州、廣州，豪門競相修建園林宅第，服飾器用力求新奇豪奢，宴飲無度。“一食千金”、“一擲百萬”的故事時有所聞。這與朝廷中一部分崇尚節儉、擔憂“人心不古”的保守派官員的憂慮產生了強烈共鳴。

更為深刻的是，財富的重新分配加劇了社會結構的張力。傳統的土地財富（田產）依然重要，但快速積累的商業、金融資本正挑戰其統治地位。一些海商巨賈擁有的流動資本，已不亞于甚至超過許多累世仕宦的士族。他們通過捐納、聯姻、培養子弟科舉，急切地想將經濟資本轉化為政治文化資本，這引起了部分“清流”士大夫的警惕和排斥，新舊階層間的摩擦時有發生。同時，大量金銀通過高利貸、土地兼并等方式，從商業領域向土地領域回流，加速了部分地區的土地集中，自耕農破產的風險隱現。

朝堂之上，關于如何應對這“金銀潮水”的爭論，日趨激烈。以戶部尚書韋陟為代表的務實派，主張“疏導利用”：擴大官方儲備，穩定幣值；利用充裕財力，興修水利，加強國防，推廣農工技術；同時適度引導商業資本投向國家需要的領域（如開拓邊疆、興建基礎設施）。而以新任御史中丞盧懷慎為首的清流保守派，則上書痛陳“金銀如潮，利孔百出，傷農敗俗，動搖國本”，要求朝廷抑制海外貿易規模，限制海商資本，重申“重本抑末”，將社會重心拉回耕讀傳家、禮義教化的傳統軌道。

李瑾自然是“疏導利用”派的堅定支持者。在一次御前會議上，他針對盧懷慎等人的論，從容陳詞：“盧中丞之憂，乃見國本。然，治大國如烹小鮮，需察火候。今四海商貿，非但利在商賈，更在朝廷稅收、工匠生計、水師強盛、萬國來朝。金銀之來，乃我朝物阜工巧、舟車通達之果，亦是國力之征。若因噎廢食，自斷利源，豈非愚行？關鍵在于調控有道，用之于民。可設‘平準金銀署’，于各道要津，以官倉金銀，平抑物價，調節流通；可將部分歲入，專項用于推廣新式農具、種糧，興修陂塘，使小民亦沾惠澤；更可加大格物院投入，研求精工，開物成務，使我朝之利，長盛不衰。至于奢靡之風，當以禮制教化導之，而非禁絕貿易。”

武后高踞御座，聽著雙方的辯論，目光深沉。她既需要這潮水般的金銀來支撐她的雄圖大略（包括龐大的宮廷開支、邊疆經略、乃至個人權威的鞏固），也深知其可能帶來的社會風險。最終，她采納了李瑾的部分建議，下令由戶部牽頭，會同工部、市舶司，研究設立“平準”機構，并撥出專款用于農業水利推廣。但她并未打壓海外貿易，反而再次下詔，鼓勵“誠信通商，貨殖增國用”，并準備在“寶船艦隊”返航后，根據帶回的成果，規劃下一階段的海洋戰略。

左藏庫內的算盤聲，依舊如潮水般響徹。韋陟最終核算出的初步數字，被列為最高機密，僅呈送皇帝、天后及少數重臣。但那個數字所代表的含義，卻已透過庫門，彌漫在帝國的空氣中。它意味著前所未有的財政實力，意味著社會財富結構的深刻變動，意味著更多的機遇、更激烈的競爭、更復雜的社會矛盾，也意味著一個在商品經濟與貴金屬洪流沖擊下，正在經歷“經濟大革命”前夜躁動與陣痛的大唐帝國。金銀如潮，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潮水將把大唐帶向何方，取決于掌舵者如何駕馭這股前所未有的力量。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