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城內的學生請愿潮，如同投入滾油中的一滴冷水，在短暫而激烈的沸騰后，表面上似乎恢復了平靜。反對派在朝堂上對“學子干政”的口誅筆伐尚未停歇，女皇武則天不置可否的冷處理也讓人摸不清態度。然而，當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帝都的風云吸引時，在帝國廣袤的疆土上，在州府縣衙、鄉間田野、豪強莊園里，一場更加隱蔽、更加頑固、也更加致命的抵抗，正如瘟疫般蔓延。中央的政令，遭遇了地方上空前團結、花樣百出的“陽奉陰違”。改革的巨輪，尚未觸及最堅硬的礁石，便已陷入了由官僚惰性、地方利益和千年積習?共同編織的、泥濘不堪的沼澤。
“政令不出洛陽”，這句古老的讖語，正在以另一種形式上演。朝廷關于“清丈田畝”、“推行‘攤丁入畝’試點”、“預備士紳一體納糧”的詔書、公文、細則，通過驛傳系統，順利地下發到了各道、州、府、縣。地方官員們恭敬地接旨，鄭重地將其謄抄張貼，召集胥吏宣講，一切程序無可指摘。然而，程序走完，往往便是停滯的開始。
在江南東道蘇州府，知府衙門大堂內，剛剛送走傳達完朝廷最新催促清丈進度文書的御史后，知府崔文翰（出身博陵崔氏旁支）慢悠悠地啜了一口今年的明前碧螺春，對下首的戶曹參軍嘆道：“朝廷催得急啊。陛下和太子殿下，這是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么？”
戶曹參軍是本地胥吏出身，浸淫地方政務數十年，聞賠笑道：“府尊明鑒。朝廷遠在千里之外，哪里曉得地方上的難處。光是這清丈一事，便千頭萬緒。蘇州府下轄七縣，田畝何止萬頃？水田、旱田、桑田、棉田、圩田、山地，等級各異，肥瘠不同。更有那數十年來河道改道、湖蕩淤積新生的‘浮漲’，產權糾纏不清的‘寄莊’，家族共有的‘祭田’、‘學田’……若要一一丈量清楚，厘定等則，非三年五載不可。如今朝廷限期半年完成初查，這……這不是強人所難么？”
崔知府放下茶盞，手指輕輕敲著幾案上那份辭嚴厲的催促公文，語氣平淡：“難，也要做。朝廷的旨意，誰敢公然違抗？只是這做事嘛，總要講究個章法，要因地制宜。比如，可先丈量那些無主荒地、官田、以及歷年稅賦清楚、田契齊全的民田。至于那些年代久遠、產權復雜，或者涉及地方耆老、鄉紳的田土……不妨暫緩，細細核查，以免生出事端，擾了地方安寧。你可明白？”
戶曹參軍心領神會：“下官明白。府尊的意思是，先易后難，穩妥為上。那些麻煩的、容易起爭執的，咱們慢慢來。這丈量的人手、器械、錢糧，也都是大問題，需得從容籌措。下官這就去安排，定會‘盡心竭力’，只是這進度嘛……恐怕得如實上稟，還請朝廷體諒地方實情。”他特意在“盡心竭力”和“如實上稟”上加重了語氣。
崔知府滿意地點點頭：“嗯，朝廷自然會體諒的。對了，前幾日吳縣張員外、長洲李鄉紳他們聯名遞上來的那份‘陳情書’，說是清丈人員驚擾祖墳、踐踏青苗，還與莊戶有些小摩擦，你要妥善處理，以安撫地方人心為重。至于丈量數據……些許誤差，只要不是太離譜，也無傷大雅。畢竟，水至清則無魚嘛。”
“是，是，下官省得。”戶曹參軍躬身退下，臉上露出一絲了然的笑容。于是，在蘇州府，清丈工作“轟轟烈烈”地展開了。衙役們拿著新式的“丈量步車”，在那些早已登記在冊、無甚油水的官田和貧瘠民田上忙碌著，數據記錄得一絲不茍。而占蘇州田畝大半、也是最肥沃、產權最復雜（往往與地方士紳豪強相關）的那些土地，丈量工作則總是“恰巧”遇到各種“難題”――家主外出、地契不全、邊界糾紛、甚至突然爆發的“小規模鄉民阻撓”。負責具體工作的書吏、弓手們，則常常收到士紳們“熱情”的款待和“微薄”的“車馬辛苦費”，丈量的尺子，自然也就“靈活”了許多。結果報上去的數據，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但表面文章卻做得漂亮，每次朝廷催問，回復總是“正在積極推進，然困難重重，懇請寬限時日”。
在河南道汴州，刺史鄭元昌（滎陽鄭氏子弟）的手段則更為“高明”。他不僅不阻撓清丈，反而表現得異常積極。他抽調精干胥吏，成立“清丈推勘所”，大張旗鼓地宣傳新政。然而，在具體的“攤丁入畝”折算方案上，他卻大做文章。朝廷的指導方案是“將一州丁銀總額，按在冊田畝總數（清丈后）平均分攤”。鄭元昌則上奏，聲稱本地情況特殊，提出一套復雜的“折畝”方案：將上等水田一畝折合一點二畝標準畝，中等田一畝折一畝，下等旱田、山地兩畝甚至三畝折一畝。同時，又將各種“損耗”、“加派”名目巧妙地折算進去。表面上看，每畝田負擔的“攤丁銀”似乎不高，甚至略有降低，但經過他這套復雜的折算，擁有大量上等水田的士紳豪強，實際稅負增加微乎其微，甚至可能減少；而田畝零散、質量較差的自耕農和小地主，稅負反而可能加重。這套方案被他包裝成“體恤民情，因地制宜”的“良法”，在州內推行，并試圖作為“成功經驗”上報。其目的，就是在政策執行層面進行扭曲，使其名存實亡，甚至適得其反。
在河北道幽州，靠近邊鎮，民風彪悍，地方勢力與軍鎮關系盤根錯節。這里的對抗更加直白而強硬。朝廷派出的清丈御史，在進入某些世家大族控制的莊園時，竟被武裝家丁攔在門外。莊頭客氣而強硬地表示：“此乃軍功勛田，家主在邊關為國效力，田契、勛券俱全，不勞御史大人費心丈量。若強行闖入，驚擾了府中內眷，或是引發邊軍將士不滿，恐生變故。”語中的威脅之意，昭然若揭。御史手中雖有圣旨，但面對森嚴的塢堡和隱約可見的弓弩，以及“邊軍不穩”這個大帽子，往往也只能無功而返，上書朝廷訴苦，稱“地方豪強恃功而驕，借邊事阻撓丈量，請朝廷定奪”。而朝廷的“定奪”，往往在兵部、戶部、地方節度使之間的公文往來中拖延下去，最終不了了之。
更普遍、也更難對付的，是基層胥吏的消極執行和花樣百出的“技術性”阻撓。這些“賤吏”雖然地位低下，卻是帝國政令落到實處的最終執行者。他們世代扎根地方，熟悉一切漏洞，與地方豪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是其利益共同體的一部分。朝廷的“新法”觸動了豪強的利益，也就等于觸動了他們的利益（賄賂減少，甚至自身家族田產也可能受影響）。于是，各種“軟釘子”出現了：
丈量用的“步車”突然“損壞”，需要“送回工部維修”，一等就是數月；記錄田畝數據的“魚鱗圖冊”在謄抄時“不慎被水漬污損”，關鍵數據模糊不清；負責引導指界的鄉間“耆老”、“里正”，總是“年老昏聵”，指認邊界時含糊其辭，甚至故意指錯；遇到土地糾紛，胥吏們“秉公處理”的結果，總是偏向于地方有勢力的一方；對于普通自耕農，則可能故意夸大其田畝數以增加稅基，或壓低其田畝等級以討好有權勢的鄰田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