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歷元年,臘月十八。
距離金殿拿問宰相已過去兩日,但籠罩在洛陽上空的肅殺與恐慌并未散去,反而如同不斷積聚的烏云,愈發沉重。天牢早已人滿為患,哀嚎與刑訊之聲日夜不息。元稹等人被投入麗競門(設定為武周時期最高級別、直屬皇帝的特務審訊機構)的詔獄,那里是比普通天牢更令人聞風喪膽的存在。據說,進去的人,不死也要脫層皮,而“證據”和“口供”,在麗競門的手段下,總是“應有盡有”。
朝堂上,噤若寒蟬。官員們上朝時步履匆匆,下朝后閉門不出,同僚相見亦不敢多,唯恐一句無心之語,便招來滅頂之災。支持新政的官員雖心中暗喜,卻也難免兔死狐悲,行事愈發謹慎。反對派更是人人自危,一些膽小的已開始暗中變賣家產,安排后路,或向親近新政的官員、乃至宮中內侍示好,以求一線生機。整個帝國的官僚系統,在女帝的雷霆之怒和政治恐怖的威壓下,暫時陷入了一種詭異的、停滯般的“高效”沉默――無人敢違逆,也無人敢多事。
然而,風暴的中心,似乎暫時繞過了東宮。自臘月十五夜羽林軍圍府拿人后,東宮雖仍被嚴密“保護”,水泄不通,但女帝再未就“東宮涉案”發表任何明確旨意,也未對太子李弘有進一步的處置。這種沉默,比直接的雷霆手段更令人窒息。李弘在東宮中,如同困獸,亦如懸在刀俎上的魚肉,不知那鍘刀何時落下,以何種方式落下。煎熬,無時無刻不在啃噬著他的心神。他試圖上書自辯,但奏疏如石沉大海;他想求見母后,得到的永遠是“陛下有旨,太子靜養,勿擾”。絕望,如同冰冷的藤蔓,將他越纏越緊。
紫宸殿,深夜。
燭火通明,卻驅不散殿內彌漫的寒意。武則天獨自坐在御案后,面前攤開著一份墨跡未干的詔書草稿,旁邊放著另一份來自麗競門的密報。她已枯坐了近一個時辰,目光在詔書和密報之間逡巡,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御案邊沿冰涼的玉石,那向來挺直如松的脊背,此刻竟顯出幾分罕見的僵硬和……疲憊。
詔書草稿的標題,赫然是觸目驚心的幾個字:《廢皇太子李弘為庶人詔》。
而那份密報,則詳細記錄了麗競門對元稹等人的審訊“進展”。不出所料,在“專業”手段下,口供“取得”得極為順利。元稹“承認”了與滎陽鄭氏余孽勾結,收受其巨額賄賂,并利用職權為鄭氏在江南的產業提供庇護,對抗新政;“承認”了因不滿新政、忌憚太子李瑾權勢,而對李瑾懷恨在心;“承認”了通過滎陽鄭氏的海外渠道,聯系上“海鷂子”,重金雇傭海外刺客,策劃了臘月初八的刺殺;甚至,“承認”了意圖在刺殺成功后,聯絡部分對女帝不滿的宗室、朝臣,趁亂擁立“新君”……
至于那“青玉雙魚佩”,口供中稱是元稹與滎陽鄭氏余孽約定的信物。而涉及東宮的部分,則“巧妙”地變成了元稹等人“欺瞞”、“利用”了太子李弘對新政的“憂慮”和“異議”,通過收買、脅迫東宮小吏(如周p)、典簽(王某)等方式,獲取了東宮腰牌(或仿制了腰牌),了解了李瑾的行程,并故意留下線索,試圖嫁禍太子,挑撥皇室,制造混亂,以便火中取栗。
密報的最后,是元稹等人鮮血淋漓、慘不忍睹的畫押手印,以及一份長長的、被“攀扯”出來的、與元稹“有牽連”的官員名單。這份名單,比臘月十五夜抓捕的那份,長了數倍不止,幾乎囊括了朝中所有旗幟鮮明反對過新政的中高級官員,甚至還有一些原本態度曖昧的中間派。
武則天看完密報,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麗競門的手段和“成果”,她心知肚明。這份口供漏洞百出,牽強附會之處甚多,根本經不起仔細推敲。元稹或許真的反對新政,或許真的與鄭氏有舊,或許真的在江南問題上與新政派有利益沖突,但說他主謀刺殺太子,甚至圖謀擁立新君?武則天一個字都不信。元稹是個老派文臣,擅權謀,惜羽毛,或許有政治野心,但絕無此等膽魄和能量去策劃如此精密的刺殺,更遑論勾結海外亡命。
但,那又怎樣?
她需要這份口供,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一個能將刺殺案、將朝中反對勢力、甚至將東宮的嫌疑,都一并“厘清”、并給予“公正”處置的官方結論。這份麗競門炮制出來的口供,完美地滿足了她的需求。它將矛頭從東宮身上移開(至少是表面上),集中到了以元稹為首的“逆黨”身上,為清洗反對派提供了最“充分”的理由。同時,它也“解釋”了為何東宮會卷入其中――太子是被蒙蔽、被利用的。這既保全了李弘一條命(或許),也為她接下來的處置,留下了轉圜余地。
是的,處置。武則天疲憊地閉上眼。弘兒,她的長子。那個從小體弱多病,卻聰慧仁孝的孩子;那個曾是她和李治的驕傲,被立為太子時朝野稱慶的儲君;那個在朝堂上溫文爾雅,對父母恭順,對弟弟們友愛,對臣下寬厚的青年。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母子之間漸行漸遠,隔閡日深?是因為他越來越有自己的主見,開始反對她的一些政令?是因為他身邊聚集了那些頑固守舊的老臣,不斷向他灌輸“牝雞司晨”、“女主亂政”的觀念?還是因為……瑾兒的出現,那耀眼的光芒,那與她如出一轍的銳意進取,讓她不自覺地傾注了更多的期望和心血,從而冷落、甚至忌憚了這個過于“仁弱”、過于“守成”的長子?
刺殺案,東宮腰牌,東宮典簽,左腿微跛的東宮小吏之父……這些線索,狄仁杰認為是疑點,是有人嫁禍。武則天內心深處,何嘗沒有同樣的懷疑?她的弘兒,或許會因為政見不合與她爭執,會因為反對新政而聯合朝臣施壓,但以她對兒子的了解,他絕不是那種能狠下心來,雇傭海外刺客,在鬧市街頭刺殺自己親弟弟的人!他缺乏那種決絕的狠厲,也缺乏掌控如此復雜陰謀的能力和資源。
但,政治不需要百分之百的真相,只需要足夠的“嫌疑”和“動機”。李弘反對新政,是事實。李弘身邊聚集了反對派核心,是事實。東宮相關物件和人員出現在案件線索中,是事實(無論是否被栽贓)。在女帝盛怒、需要徹底清除反對勢力、為新政鋪平道路的當下,在“人贓并獲”、“鐵證如山”(元稹的口供)的背景下,李弘的這些“事實”,就足以構成將他從太子之位上拉下來的理由。甚至,是必須拉下來的理由。
一個反對新政、且與刺殺案有“牽連”(無論真假)的太子,如何能繼續做帝國的儲君?如何能在她百年之后,繼承她為之奮斗、甚至不惜掀起腥風血雨也要推行下去的改革事業?如何能讓那些剛剛被她用鐵血手段震懾住的朝臣和地方勢力,真心臣服?
不能。所以,李弘,必須廢。
這不僅僅是為了給瑾兒騰位置,更是為了徹底斬斷反對派最后的、也是名分上最正統的希望所在。廢了李弘,就等于是宣布,反對新政,就是反對皇帝,反對帝國未來,絕無任何妥協余地。這是最徹底的政治表態,也是最殘酷的權力宣示。
武則天睜開眼,鳳目中最后一絲猶疑和痛楚,被更深的冰冷和決絕所取代。她提起朱筆,在那份《廢皇太子李弘為庶人詔》的草稿上,開始批閱、修改、定稿。每一個字,都重若千鈞,力透紙背。
“朕聞儲副者,國之根本,社稷所系。必擇賢明,以奉宗廟。皇太子弘,地惟冢嫡,位居明兩……”詔書開頭,依舊是冠冕堂皇的套話。
“……然,”筆鋒一轉,辭漸厲,“性頗仁柔,而失于明斷。昵近群小,不辨忠奸。朕屢加訓誡,冀其悔悟,而弘恬惡不悛,溺于奸諛……**”這里將李弘反對新政,歸咎于他被“奸佞小人”(即元稹等反對派)蒙蔽誘惑,自身“仁柔不明”。
“……更甚者,臘月初八逆黨謀刺儲君(指李瑾)案,”詔書直接點出刺殺案,語氣變得極為嚴厲,“經有司徹查,逆首元稹等,狼子野心,勾結內外,罪證確鑿,已然伏法。而此等奸佞,竟能交通宮禁,窺伺儲君行止,其憑藉者,非弘之失察、失馭而何?東宮屬吏,竟有為其所用者;東宮信物,竟現于逆黨之手!雖查無弘直接指使之實據,然失察之咎,縱容之愆,何以推諉?此非仁柔,實乃昏聵!此非不明,實近庸懦!”
“以一己之不明,致宵小得隙,幾危社稷,幾損朕之愛子!上無以承宗廟之重,下無以孚臣民之望。如此儲君,何以君臨天下,撫馭兆民?”指控升級,從個人德行的“仁柔不明”,上升到幾乎危害社稷、傷害兄弟的政治責任。
“朕,上承天命,下撫黎元,為江山社稷計,為天下蒼生計,不得不割私愛而從公義,忍痛割愛。皇太子弘,既失德彰聞,又幾陷大逆(雖無實據,但用“幾陷”暗示),不堪承嗣。宜廢為庶人,徙居均州別所(偏遠之地),閉門思過,非詔不得出。其妃裴氏,并隨往。東宮官屬,一體流徙嶺南。”
最后,是蓋棺定論:“咨爾中外,咸使聞知。自今而后,凡我臣工,宜滌慮洗心,忠勤王事,毋得再蹈前轍,自干刑憲。欽此!”
寫罷,武則天放下朱筆,盯著那墨跡淋漓、字字誅心的詔書,沉默了許久。她仿佛透過這些冰冷的文字,看到了李弘接到詔書時,那蒼白、絕望、不可置信的臉。看到了那個從小體弱多病,卻總是努力想讓她開心的孩子。看到了他第一次穿上太子朝服,笨拙地向她和先帝行禮的模樣。
心頭,一陣尖銳的刺痛傳來,幾乎讓她喘不過氣。但很快,那刺痛就被更強大的理智和冰冷的目標感所覆蓋。她是皇帝,是大周的天子。她的肩上,擔著整個帝國的現在和未來。為了她的理想,為了她認定的、能讓這個帝國更強大的道路,她必須狠下心來,掃清一切障礙,哪怕這障礙,是她的親生骨肉。
“婉兒。”她開口,聲音嘶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