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罷黜孔穎的余波尚未平息，來自地方的一場軒然大波，又以更猛烈、更尖銳的方式，將“女官”問題推到了風口浪尖。這次風波的中心，是襄陽縣丞盧靜姝審理的一樁看似平常，卻觸及了傳統倫理核心的婚姻財產案件。
襄陽城內有一富商早逝，留下年輕寡妻王氏與年幼獨子，以及偌大家業。族人欺王氏孤兒寡母，覬覦其家產，以“夫死從子”、“婦人無外事”為由，逼迫王氏交出產業管理權，由族中長輩“代管”。王氏不從，族人便羅織罪名，誣告王氏不守婦道、意圖攜產改嫁，并將其告到縣衙。前任縣令礙于宗族勢力，拖延不決。盧靜姝到任后接手此案，經過細致查訪，發現所謂“不守婦道”純屬誣陷，族人“代管”實為侵吞。依據新修訂的《永昌律》中關于保護寡婦財產權益、明確“子幼母守”則可由母親掌管產業的條款，盧靜姝頂住壓力，判決產業仍由王氏掌管，族人不得干涉，僅需每年從收益中提取部分供養族中老人，以示不忘本。
判決一出，襄陽嘩然。在保守士紳和族老們看來，這簡直是顛覆倫常！婦人豈能獨立掌管外姓家業？更何況對抗夫家族人？此例一開，夫權、族權何在？他們聯名上書州府、乃至御史臺，痛斥盧靜姝“曲解律法，助長婦人私心，離間骨肉，敗壞風俗”，是“以婦人之仁，亂國家之法”。彈劾的奏章中，不僅攻擊盧靜姝，更將矛頭直指允許女子為官、修訂“悖逆”律法的朝廷，辭激烈，稱“此風不止，則夫不夫，妻不妻，家不家，國將不國！”
這股風潮迅速與朝中保守勢力合流，形成了新一輪的輿論海嘯。這一次，攻擊不再僅僅是“牝雞司晨”的空泛指責，而是具體到了“婦人干政，必將淆亂人倫，破壞家庭，動搖國本”的層面，深深觸動了社會上最廣泛、最基礎的倫理神經。就連一些原本對女官政績持觀望甚至肯定態度的中間派官員，也對此產生了疑慮和動搖。畢竟，治國平天下，根基在于齊家。如果女子的角色定位發生根本改變，家庭秩序乃至整個社會結構是否會隨之崩塌？這種深層次的恐懼，比單純的利益之爭更具煽動性。
面對這直指根基的攻訐，武則天陷入了沉思。她知道，單靠權力壓制，可以罷黜一個孔穎，可以駁回一堆彈章，卻無法消除人們心中的疑慮，更無法贏得廣泛的社會認同。尤其是涉及到家庭倫理、夫妻人倫這個層面，簡單的對抗反而可能激起更強烈的反彈。她需要一種新的武器，一種既能回應質疑、又能重新定義女性價值、引導社會觀念的思想武器。
她想起了數百年前，東漢才女班昭所著的《女誡》。那本書，她自幼便讀過，也曾奉為圭臬。然而，隨著她一步步走上權力的巔峰，再回顧那七篇教導女子卑弱、順從、專一、曲從的訓誡，只覺得字字句句，都像是為她量身打造的枷鎖。班昭的《女誡》，固然有其時代背景下的“智慧”，教導女子如何在男權社會中更好地生存，但其核心，是讓女子自我約束、自我矮化，以換取家庭內部的和諧與認可。這顯然不是她武則天想要的，也不是她希望天下女子效仿的。
“班昭作《女誡》，是為了讓女子明理守禮，安分守己，以全婦德。”武則天在貞觀殿中，對侍立一旁的上官婉兒和李瑾說道，語氣平靜，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力量，“其心可憫，其情可原。然時移世易，當今之世，豈能與東漢同日而語？我大周四海升平，國力日盛，正需野無遺賢，人盡其才。女子之中，豈無英才？拘于閨閣，困于庖廚，非但其人可惜，亦是國家之失。”
她站起身，走到窗邊，望著庭院中初綻的寒梅，緩緩道：“衛道士們攻擊女子為官，壞亂人倫綱常。那好，朕便告訴他們，什么是真正的婦德，什么是新時代女子應守之‘誡’！班昭的《女誡》，教女子如何做一個好女兒、好妻子、好母親，這是‘私德’。朕要作的《女誡》，不僅要教女子修身齊家，更要教她們明理愛國，才德兼修，在力所能及之處，有益于家國天下！此乃‘公德’！”
李瑾心中一動，隱隱明白了母后的意圖。這是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女誡”這個傳統的形式，注入全新的、符合武則天政治需要和時代精神的內涵，從而在思想層面爭奪話語權，為女子走出閨閣、參與社會提供理論依據和道德合法性。
“母后之意，是要重著《女誡》，以正視聽？”
“不錯。”武則天轉過身，目光銳利，“他們不是口口聲聲圣人經典、女德女訓嗎？朕便與他們論一論，這‘德’與‘訓’，究竟該如何解！婉兒，備紙墨。朕要親自起草。”
接下來的日子里，武則天在處理繁重政務之余，將大量心血傾注在這部新的《女誡》上。她召來了崔清韻、蘇琬等已在朝為官且有文名的女子，也咨詢了一些她信任的、思想較為開明的儒臣，反復商討，字斟句酌。她要寫的，不是一部簡單的訓誡條文，而是一份綱領性的文獻，既要承接傳統倫理中合理的部分，又要大膽突破，樹立新的典范。
永昌六年春，由當朝天后武則天親著并作序的《大周女誡》（為示區別，亦被稱為《武后女誡》或《新女誡》）正式頒行天下。此書并非秘密下發，而是由朝廷明詔頒布，要求各州縣學宮、書院宣講，并鼓勵士紳之家傳閱。其開篇序，武則天便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定下了全書的基調：
“朕聞之，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女子之性，柔順貞靜，固其本然。然柔順非怯弱，貞靜非無知。古之賢女，有斷機勸學之孟母，有代父從軍之木蘭，有續成漢史之班姬，有諫君安民之長孫皇后……皆以其才識德慧，光耀青史，裨益家國。是知女子之德，非獨在深閨繡戶之間，更在明理達用、佐君成治之中。今大周開明，四海晏然，正宜宏敷教化，啟迪坤慧，使天下女子，皆知禮明義，才德并修。內則相夫教子，敦睦親族；外則通曉事務，有益于公。豈可固于陳規，自棄其才，使明珠暗投，良材湮沒？”
這篇序，首先肯定了傳統對女子“柔順貞靜”的要求，將其視為“本然”，避免了與主流價值觀的徹底決裂。但緊接著，話鋒一轉，引用歷史上那些并非純粹以“順從”著稱，而是以才智、勇氣、貢獻留名的女性典范，巧妙地將“女德”的內涵從狹義的“三從四德”，擴展到了“才識德慧”、“有益家國”的層面。最后點明主旨：在當今開明盛世，應當啟迪女子智慧，讓她們“通曉事務，有益于公”，將個人才能與國家需要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