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開始算。
每個關卡，每種貨物，每個商號，平均被勒索的比例。
再推算：過往三年，這個關卡，大概流經多少貨。
貨值多少。
正稅該交多少。
實際勒索多少。
一筆一筆，一關一關。
算到后半夜，手都抖了。
但越算，心里越亮。
算到最后，他停下筆。
看著紙上那個數字，半天沒說話。
三千貫。
這是李繼昌掌控的四個關卡，過往三年，平均每年勒索的總額。
這還不算走私、漏稅的部分。
光勒索一項，一年三千貫。
而成都府一年的正稅，才多少？
他靠在椅背上，閉著眼，腦子里飛快地轉。
這些錢，流去哪里？
一部分，養胥吏，養打手。
一部分，孝敬汴京的靠山。
還有一部分——
他想起周榮信上那句話：“疑是宮中內侍。”
如果李繼昌真和宮里有勾連
那這些錢，會不會有一部分，流進宮里？
那這些錢，會不會有一部分，流進宮里？
或者，流進某個皇子的口袋？
他睜開眼，重新拿起筆。
在紙上，寫下一個名字：
趙元佐。
然后，又劃掉。
不。
不會是趙元佐。
那是誰？
第六天早上，三路人馬，在驛館碰頭。
林啟把三份材料——蘇宛兒的數據、陳伍的記錄、他自己的推算——擺在桌上。
“都在這兒了。”他說。
蘇宛兒先看，看完倒吸一口涼氣：“三千貫大人，這數字”
“準嗎？”陳伍問。
“只少不多。”林啟說，“我只算了明面上的勒索。暗地里的走私、漏稅，都沒算。真要全挖出來，怕是翻倍都不止。”
陳伍一拳砸在桌上：“他乃的！一年貪這么多，夠養多少兵了！”
“所以，”林啟看向兩人，“現在證據有了，接下來怎么辦？”
蘇宛兒想了想：“報給呂知府？”
“報是肯定要報。”林啟說，“但怎么報，什么時候報，報什么——有講究。”
他指著材料：
“如果咱們把這些全遞上去，呂知府會怎么做？”
蘇宛兒沉吟：“他會接。”
“接了之后呢？”
“查。”
“查了之后呢？”
“抓。”
“抓了之后呢？”
蘇宛兒不說話了。
陳伍接道：“抓了之后，就是大案子。李繼昌要倒。”
“倒了之后呢？”林啟追問。
陳伍愣住。
“倒了之后，”林啟自己答，“朝里會有人保他。汴京會有人伸手。宮里說不定也會有人說話。”
他頓了頓：
“到時候，呂知府會怎么辦？”
蘇宛兒明白了：“他會見好就收。”
“對。”林啟點頭，“他會抓幾個胥吏，收點贓款，弄點政績。但李繼昌本人，動不了。因為動了李繼昌，就動了他背后的人。呂知府，還沒那個膽子。”
“那咱們”
“所以，”林啟說，“咱們不能全報。要挑著報。”
“挑什么？”
“挑最臟的，最實的，最能打疼李繼昌的。”林啟指著材料，“比如，這個東關的王胥吏。陳伍，你說他勒索時，還說了句什么？”
陳伍回憶：“他說‘這規矩，是李通判定的。你們要怪，怪他去。’”
“好。”林啟說，“就這句，記下來。還有，特制銅錢，哪幾個關卡收了？”
“東關、西卡、南津、北渡，四個都收了。”
“收了就好。”林啟笑了，“這四個關卡的胥吏，都是李繼昌的心腹。他們手里有帶記號的銅錢，這就是鐵證。”
“收了就好。”林啟笑了，“這四個關卡的胥吏，都是李繼昌的心腹。他們手里有帶記號的銅錢，這就是鐵證。”
他看向蘇宛兒：
“蘇姑娘，你把那四十二枚銅錢的流向，單獨列一張表。哪個關卡，哪個胥吏，勒索時說了什么話，收了哪些錢——記得越細越好。”
“明白。”
他又看向陳伍：
“陳伍，你帶兄弟們，盯著這四個關卡。不用動手，就盯著。看李繼昌會不會派人去串供、銷贓。”
“是！”
林啟站起身，走到窗邊。
天亮了。
成都的清晨，霧氣蒙蒙。
“明天，”他說，“我去見呂知府。把這挑出來的證據，遞上去。”
“他會接嗎？”蘇宛兒問。
“會。”林啟說，“因為這些證據，剛好夠他敲打李繼昌，又不會逼得李繼昌狗急跳墻。這是官場的分寸。”
他轉過身，看著兩人：
“但咱們，不能只靠呂知府。”
“那靠誰？”
“靠咱們自己。”林啟說，“呂知府敲打李繼昌的時候，咱們在后面——再加把火。”
“怎么加？”
林啟走到桌邊，指著那份完整的材料：
“這些東西，不全報給呂知府。但咱們自己，留著。”
“留著？”
“對。”林啟說，“等李繼昌被敲打了，疼了，想反撲的時候——咱們再把這些，一點一點，往外放。”
他頓了頓，聲音壓低：
“一次放一點，讓他疼，又不讓他死。讓他知道，咱們手里還有更多。讓他怕，讓他不敢動。”
蘇宛兒眼睛亮了：“這是懸刀。”
“對。”林啟點頭，“刀懸在頭上，他才不敢亂跳。”
陳伍咧嘴笑了：“大人，您這招，陰。”
“不陰不行。”林啟說，“在成都，講仁義，死得快。”
他收起材料，分成兩份。
一份薄的，準備報給呂知府。
一份厚的，自己留著。
“都去準備吧。”他說，“明天——開刀。”
窗外，霧氣漸漸散了。
成都的街市，開始熱鬧起來。
但驛館里，三個人，心里都清楚——
真正的熱鬧，還沒開始。
等刀開了刃，見了血。
那才是，成都該有的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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