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堪六月初，趙頊對三娘說的兩件事情就有了結果。

渝州的民變根本就是混淆視聽。所謂的“青苗法引發民變”，實則是當地豪強李光吉、梁承秀等人蓄謀已久的叛亂。

經密探與轉運司聯合查實，叛軍首領李光吉世代盤踞渝州，壟斷當地鹽鐵貿易，魚肉鄉里多年。青苗法推行后，官府按律清查其名下隱匿的田產，又禁止他再向百姓放高利貸，斷了他們的財路。

為此，李光吉懷恨在心，糾結梁承秀等人，偽造官府苛待百姓的假象，煽動不明真相的村民聚眾鬧事，甚至勾結山賊襲擊州府，妄圖借此逼迫朝廷廢除青苗法，恢復他往日的特權。

因此，這一場聲勢浩大的所謂“揭竿起義”，不過是李光吉、梁承秀等人裹挾百姓、對抗朝廷、抵抗新政的幌子。并且，因著他們的抵抗，青苗法在當地都未能全面推行，賦稅亦未加征，所謂“新政引發的民怨沸騰”，純屬刻意捏造。

而種諤戰敗之事，更是一場徹頭徹尾的誣告。

派去邊關的御史查明，撫寧之戰當日，夏軍突襲撫寧，兵力數倍于宋軍，且繞道奇襲，守軍措手不及。種諤親率殘部死守城池三晝夜，糧盡援絕，終因城墻崩塌而被迫撤退。并無任何軟弱無能、貪生怕死之相。

反倒是轉運判官李南公，因未按時押送糧草，怕被追責，便串通幾名對種諤不滿的副將，捏造“種諤臨陣失措、涕泗不已”的謊，又買通監軍遞上誣告奏報，想將糧草延誤的罪責轉嫁給種諤。甚至有士兵作證，戰時李南公躲在后方營帳，連戰場都未曾踏足，更遑論種諤茫然向其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