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默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到了哪里。只是機械地邁著步子，穿行在漸漸喧鬧起來的城市早晨。陽光有些刺眼了，但照在身上沒什么溫度。櫥窗里那套炭灰色細格紋西裝的影子，和玻璃上映出的自己那張灰敗的臉，像兩個交替閃現的鬼影，在他眼前晃動，揮之不去。
口袋里的手機突然震動起來。嗡嗡的聲音貼著大腿，持續不斷。
他停下腳步。身體很疲憊，腦子是木的。他掏出手機，屏幕在陽光下有些反光，裂紋讓顯示不太清晰。來電是個完全陌生的號碼，沒有歸屬地顯示，是一長串數字，格式看起來像國際長途。
推銷？詐騙？他第一反應。以他現在的處境，連詐騙電話都顯得多余和諷刺。誰會騙一個口袋里只剩一百零三塊五、父親等錢救命、明天就可能被醫院趕出來的人？
震動執著地響著。他沒有掛斷的力氣，也幾乎沒有接聽的欲望。但鬼使神差地，也許是某種麻木驅使下的動作，也許是內心深處那點微弱到近乎不存在的、對任何一點“意外”的渺茫期待，他劃開了接聽鍵，把手機放到耳邊。
“喂。”他的聲音嘶啞干澀，沒什么力氣。
“您好，請問是陳默，陳先生嗎？”電話那頭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標準，平穩，帶著一種公事公辦的禮貌，但又不顯得過分疏離或冰冷。普通話很標準，聽不出明顯的地域口音，語調控制得很好。
陳默愣了一下。這個聲音，這個語氣，和他預想的任何推銷或詐騙開場白都不同。沒有急不可耐的推銷，沒有故作熟悉的套近乎，就是一種很……專業的確認。
“我是。你哪位？”陳默問，聲音依舊干澀，但多了一絲不易察覺的警惕。
“陳先生您好，冒昧打擾。我姓周，周正明。是陳繼賢先生生前的私人法律顧問團隊代表。”那個自稱周律師的男人，語速平穩地說道。
陳繼賢？
這個名字像一顆投入死水的小石子，在陳默混沌的腦海里激起了一點微瀾，但很快又沉了下去。陳繼賢……祖父？那個在他記憶中只有模糊輪廓、很早就遠走海外、幾十年來音訊全無的老人？父親幾乎從不提起，母親偶爾說起，也只是含糊地帶過，語氣復雜。在他的成長經歷里，“祖父”只是一個遙遠而空洞的符號，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陳繼賢先生……是我祖父？”陳默下意識地重復，語氣帶著懷疑和不確定。詐騙？現在騙子都開始用這種八竿子打不著的親屬關系做文章了？手法倒是“新穎”。
“是的，陳繼賢先生是您的祖父。陳老先生于三個月前，在瑞士蘇黎世安詳離世，享年九十一歲。”周律師的聲音沒有任何波瀾，像是在敘述一件既成事實，“根據他生前立下的、經過公證和認證的遺囑，以及相關的信托文件，您，陳默先生，是他指定的唯一繼承人。”
唯一繼承人？
這個詞組像一道閃電，驟然劈進陳默被絕望和麻木冰封的腦海。有那么幾秒鐘，他完全失去了反應，耳朵里只有自己突然放大的心跳聲，和電話那頭平穩的呼吸聲。街上的噪音，陽光，櫥窗的幻影，四千塊的倒計時……所有的一切，仿佛都在瞬間被抽離，世界只剩下電話里那個平穩的聲音，和“唯一繼承人”這五個字在瘋狂回響。
唯一繼承人？祖父的？遺產？
荒謬。這是陳默的第一感覺。極致的荒謬。在他人生跌入最深的谷底，被所有人拋棄，被逼到懸崖邊緣，連呼吸都帶著鐵銹味的此刻，一個從天而降的、關于“遺產”和“唯一繼承人”的電話？這比最拙劣的電視劇情節還要離譜，還要諷刺。
“……你打錯了吧？”陳默終于找回了自己的聲音，比剛才更啞，帶著一種虛弱的、自嘲般的質疑，“我祖父……很多年前就失去聯系了。我對他一無所知。什么遺產，什么繼承人，我不清楚。你們是不是搞錯了？”
“陳先生，我理解您的懷疑。在確認您的身份前，請允許我提供一些信息以供核對。”周律師的聲音依舊平穩，似乎對他的反應早有預料，“陳繼賢先生，出生于一九三五年，祖籍江浙。一九六二年移居海外，最初在歐洲，后主要定居在瑞士。您的父親是陳國棟先生，出生于一九六五年，于二零零八年因病去世。您的母親名叫李秀蘭。您本人，陳默，出生于一九九八年，目前居住在中國濱海市。以上信息，是否有誤？”
陳默握著手機，手指冰涼。每一個信息，都準確無誤。祖父的出生年份和移居時間，他依稀有點印象，是小時候聽父母零碎提起的。父親的生卒年，母親的姓名，他自己的信息和居住地……這些并非絕密，但也絕非輕易能從一個詐騙電話里如此流暢、準確說出，尤其是父親早已去世這一點，知道的人并不多。
“你……怎么知道這些？”陳默的聲音有些發緊。
“我們是陳繼賢先生生前指定的法律和財務顧問團隊，負責處理他身后的一切事務，包括遺囑的執行和遺產的分配。在聯系您之前，我們已經進行了必要的背景調查和身份核實，以確保信息的準確性。”周律師解釋道，語氣從容不迫，“陳老先生在遺囑中明確指定您為唯一繼承人，這意味著，除了您，沒有任何其他個人或機構有資格繼承他的主要遺產。相關的法律文件和資產清單比較復雜，涉及多處不動產、離岸公司股權、投資基金以及家族信托。總價值需要經過詳細審計和評估，但初步估算，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
不動產。離岸公司。投資基金。家族信托。可觀數字。
這些詞匯，每一個都和他此刻的世界――十平米的出租屋，二十三塊五毛現金，工業園的廉價培訓，醫院催命的四千塊――形成著荒誕到極點的對比。像是有人把一本天書的內容，硬塞進了一個文盲的腦子里，除了眩暈和更大的懷疑，生不出任何真實感。
“陳先生？”周律師的聲音將他從短暫的眩暈中拉回，“您還在聽嗎？”
“我在聽。”陳默說，聲音干澀。他靠在路邊一棵行道樹上，樹干粗糙的質感透過薄薄的夾克傳來，帶來一絲微弱的、真實的觸感。“你說……遺產。到底是什么？有多少？我需要做什么？”
“具體的遺產清單和文件，我需要當面交給您，并為您詳細解釋后續的法律和財務流程。”周律師說，“這涉及到跨境法律適用、稅務規劃、資產接收和管理等一系列專業問題，不是電話里能說清楚的。您現在是在濱海市，對嗎？我們可以安排您盡快過來瑞士這邊，或者，如果您不方便，我也可以飛去濱海與您會面。看您的時間安排。”
過去？瑞士？陳默看了一眼自己身上洗得發白的襯衫和舊夾克，摸了摸口袋里那一百零三塊五毛錢。他連離開這個城市的車票錢都沒有，去瑞士？天方夜譚。
“我……不方便過去。”陳默說，頓了頓，補充道，“我現在，經濟上有些……困難。”
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然后周律師的聲音再次響起，沒有任何探究或驚訝，只有純粹的、解決問題的專業態度：“明白了。那我來安排去濱海與您見面。時間上，越快越好。遺產繼承程序啟動后，有一些時限和法律手續需要抓緊處理。另外，可能也需要您配合，做出一些生活和事業上的調整。”
生活和事業上的調整？陳默咀嚼著這句話。他現在沒有“事業”，只有一份日薪八十塊的培訓，和看不到明天的絕境。“生活”更是岌岌可危。
“你什么時候能過來？”陳默問，聲音里帶上了一絲自己都未曾察覺的、微弱的急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