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什么四次？四次什么？四次替換？四次醒來？還是四次按下快門的機會？
我盯著這行字，手指懸在屏幕上方，不知道是該刪掉這張照片還是該多看幾眼。就在這時，手機彈出了一條新消息。是我老公發的，只有一句話：“我改簽了，今晚就到家。大概凌晨兩點到。”
凌晨兩點。
我看了一眼時間，現在是十一點五十五分。離凌晨兩點還有兩個小時零五分鐘。如果他說的是真的，如果他在凌晨兩點打開家門走進來，那他看到的是誰？是“我”，還是那個東西？
我得做點什么。在他回來之前，我得搞清楚那扇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能只是等著，等著被替換，等著哭著醒過來，等著什么都不記得。
我開始翻箱倒柜地找。衣柜，抽屜，床頭柜，每一個能藏東西的地方我都翻了一遍。我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但我知道自己必須找到它。最后，在衣柜最上層、塞在一疊從未穿過的毛衣下面，我找到了一個信封。
牛皮紙信封，沒有署名，沒有郵戳，沒有寫任何字。但信封不是空的，里面裝著東西。我拆開的時候手指一直在抖，指甲把信封口撕爛了，里面掉出來幾樣東西。
第一樣是一把鑰匙。很小，很舊，像是開某種老式鎖芯的鑰匙，銅色的表面已經發黑了。
第二樣是一張便簽紙，上面用圓珠筆寫著一個地址。字跡很潦草，像是在很暗的光線下寫的，有些筆畫重疊在一起分不清。但地址我能看清，是本市的一個老居民區，離這里大概四十分鐘車程。
第三樣是一張照片。不是數碼照片，是那種老式的、用膠卷拍出來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個房間，光線很暗，只能看清大概的輪廓。房間里有一張床，床上躺著一個人。照片拍得太暗了，我幾乎看不清那個人的臉，但我能看到她的姿勢——側躺著，面朝窗戶，被子拉到肩膀。和我睡覺的姿勢一模一樣。
照片背面寫著一行字，字跡和便簽紙上的一樣潦草：“這是上一個‘你’拍的。”
我把這些東西攤在床上，盯著它們看了很久。鑰匙，地址，照片。這三樣東西被藏在了我自己的衣柜里，塞在毛衣最底下，被我不知道翻過多少次的角落里。我一直以為那里只有不穿的衣服。但那不是藏東西的地方——那是留東西的地方。是某一個“我”，在某個被替換之前的時刻，把這些東西留在了那里。留給下一個“我”。
留給現在的我。
她在告訴我，這不是第一次。我以為是最近才開始的事情，但她告訴我——至少還有上一個我，上上一個我，一直在循環。那張照片里躺著的人，是上一個“我”。她拍了那面墻，拍了那根手指，發現了那扇門，然后呢？然后她去了哪里？她是被徹底替換了，還是像我一樣，在某一次哭著醒過來之后，變成了那個從門里走出來的人？
我攥緊了那把鑰匙，鑰匙齒硌進掌心里，疼得很真實。至少這個疼是真實的。至少這個地址是真實的。如果我能去到那個地方，打開那扇門，也許我就能知道真相。也許我就能打破這個循環。
我穿上鞋，拿上鑰匙和地址，把照片揣進口袋里。走到門口的時候，我猶豫了一下，回頭看了一眼臥室。床頭那面墻在黑暗中安安靜靜的，什么都沒有。但我注意到一件事——臥室的窗簾，是拉開的。
我不記得我拉開過窗簾。
窗外的夜景清清楚楚，對面樓的燈光零零星星地亮著。但那些燈光里，有一盞燈很特別。它不是亮著的，而是暗著的。在所有亮著的窗戶中間，有一扇窗戶是黑的。但那扇窗戶的黑色不太對，不是普通的黑暗，而是那種什么都透不出來的、像被什么東西填滿了的黑。
我盯著那扇窗戶，忽然意識到一件事。那扇窗戶的位置，和我臥室這面墻的位置，在同一條直線上。它在我正對面那棟樓的同一層，正對著我的臥室。
我拿起手機，拉近鏡頭，對準那扇黑色的窗戶。鏡頭里，那扇窗戶的玻璃上映著對面的燈光，像一面鏡子。鏡面里映出了一棟樓的輪廓，那棟樓也有許多亮著的窗戶。而在那些亮著的窗戶中間，有一個位置是黑的。
那個位置，是我站的這個位置。
那扇窗戶映出的不是對面。那扇窗戶映出的，是我身后。
我慢慢轉過頭。
走廊盡頭，臥室的門還開著。那面墻還在那里。但墻上多了一樣東西。一道細細的、垂直的裂縫，從天花板一直延伸到踢腳線。裂縫里透出光來，不是臥室的燈光，是一種更暗的、綠瑩瑩的光，像深水里透出來的那種光。
那扇門，又開了。
不是從無到有地出現，而是它一直都在。只是我現在終于能看見了。
門縫里，有一個人影在朝我招手。那個姿勢我再熟悉不過了，因為每天早晨醒來，我都會對著鏡子做這個動作——招手，讓自己過來。
鑰匙在我手心里發燙。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我看了看時間。凌晨零點十三分。離我老公到家還有一小時四十七分鐘。如果我現在出門，去那個地址，也許還來得及回來。也許還來得及在他進門之前，搞清楚這一切。
也許還來得及，在第四次之前，找到答案。
我把鑰匙攥得更緊了，拉開了入戶門。走廊里的聲控燈亮了，慘白的光照在消防栓上，照在對面鄰居家的春聯上。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不像是一個即將被替換的人應該看到的世界。
我走出去，帶上了門。
身后，臥室那面墻上的裂縫里，那盞綠色的光，又亮了一分。
樓道里的聲控燈在我身后滅了。
我沒有按電梯。電梯里有監控，我不確定監控會拍到什么——不確定現在這個“我”能被拍到什么。我走了消防樓梯，一層一層往下轉，腳步聲在空蕩蕩的樓梯間里撞來撞去，像有人在后面跟著我。我沒有回頭，也沒有加快腳步，我只是控制著自己的呼吸，一下一下，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太快了會被發現。
太慢了會被替換。
這個念頭不是我想出來的，是從我腦子里自己冒出來的，像是有人在我耳邊說了一句，然后那句話就留在了那里，變成了我自己的聲音。我發現我已經分不清哪些念頭是我的，哪些是它給我的。也許從一開始就分不清。
出了單元門，冷風灌進領口。小區里很安靜，路燈把樹影投在地上，風一吹，影子就活了，像無數只手在地面上摸索著什么。我低著頭快步走過，口袋里那張紙條被我攥得發皺。地址是建設路117號，老城區那邊，我記得那個地方，是一片快要拆遷的居民樓，大半年前就貼了拆遷公告，應該沒什么人住了。
打車的時候我猶豫了一下。司機接單很快，車停在小區門口，我拉開后門坐進去，報地址的時候聲音發干。司機從后視鏡里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沒說，打轉向燈，匯入主路。
車里很暖和，暖風吹得我眼皮發沉。我靠在椅背上，看著窗外的路燈一盞一盞往后退，光暈在車窗上拉成一條條金色的線。車里放著廣播，深夜檔的主持人聲音很低，在講一個什么情感故事，我聽了半天也沒聽明白在講什么。
然后我聽見廣播里說了一句話。
“這位聽眾發來的消息說，她每天晚上都會在同一個時間醒來，看見她丈夫站在床邊看著她。但她丈夫告訴她，那個時間他從來沒有醒過。她想問，站在床邊的，到底是誰。”
我猛地坐直了。
我猛地坐直了。
司機從后視鏡里又看了我一眼。廣播里的主持人還在繼續說：“我們的情感專家回復說，這可能是一種睡眠癱瘓癥，也就是俗稱的鬼壓床。建議這位聽眾去醫院做一個睡眠監測——”
我伸手把廣播關了。
車廂里安靜下來，只剩下暖風機的嗡嗡聲。司機沒有說話，但我注意到他稍微調高了一點暖風的溫度，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窗外的路標開始出現老城區的名字，建設路還有兩公里。
我的手機震了一下。
是他發的消息：“我上飛機了，凌晨兩點到。你在家嗎？”
我盯著這條消息，手指懸在鍵盤上方。告訴他我不在家？告訴他我在去一個我也不知道為什么要去的地址？告訴他我們的臥室墻上有一扇門，門里有一個人在等我？我打了一行字，又刪了，又打了一行，又刪了。最后我發了一個字：“在。”
發完之后我立刻后悔了。但消息已經發出去了，撤回只會更可疑。
車拐進建設路。兩邊的樓明顯舊了很多，外墻的瓷磚剝落了一大片，露出里面的紅磚。路燈也稀疏了，隔好遠才有一盞，光線昏黃，像是快要燃盡的蠟燭。司機放慢了車速，探著頭看路邊的門牌號。
“117號……應該是前面那棟。”他指了指前方一棟六層的居民樓，外墻刷著藍色的拆遷編號，一個大大的“拆”字畫在墻上，被雨水洇得模糊了。
“就這兒下？”他問。
我付了錢，推開車門。冷風又灌進來，這次比小區門口更冷，是那種濕冷的、帶著霉味的冷。車開走之后，整條街上就只剩我一個人了。我站在樓下抬頭看，整棟樓都是黑的，沒有一盞燈。但六樓最左邊那扇窗戶的玻璃碎了，碎玻璃在路燈的余光里反射著微弱的光，像一只半睜著的眼睛。
樓下有一扇單元門，鐵制的，銹得很厲害，虛掩著。門鎖早就壞了，鎖眼的位置是一個黑洞洞的窟窿。我把手伸進口袋，摸到了那把鑰匙。不是單元門的鑰匙，太小了，應該是某個房間的。
我推開門走進去。樓道里比外面更黑，霉味更重，還有一種說不清的味道，像是有什么東西死在了里面，又像是有什么東西在里面活了過來。我打開手機的手電筒，光柱切開黑暗，照在滿是涂鴉的墻上。樓梯扶手的漆皮全翹起來了，像一層層干枯的皮膚。
三樓。四樓。五樓。
每上一層，溫度就低一點。不是那種物理意義上的低，而是那種——你知道有什么東西在附近的那種涼意。像小時候走夜路，總覺得身后有人，回頭看什么都沒有，但那種涼意就貼在后頸上，怎么甩都甩不掉。
小主，這個章節后面還有哦，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后面更精彩！六樓到了。
樓梯間的墻上只有一扇門，鐵皮門，漆面剝落得幾乎看不出來原來的顏色。門把手是那種老式的球形鎖，上面落滿了灰。我把手機舉高一點，照著門牌號的位置——那里沒有門牌號，只有一行用記號筆寫的字，字跡和紙條上的一樣潦草：
“進來之前先敲門。”
我沒有敲門。我把鑰匙插進鎖孔，轉了半圈，咔噠一聲，鎖開了。鐵門推開的時候發出一聲很長的吱呀聲，像是什么東西被吵醒了。
門后面是一條走廊，很短，三四步就能走完。走廊盡頭是另一個房間，沒有門，只有門框。手機的光照進去，能看到房間里有家具——一張床，一個衣柜，一張桌子。和我的臥室一模一樣。
不，不是一模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