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落座。愛德華坐主位，約翰在其右手邊，李長安在約翰旁邊（愛德華左手邊），艾琳則在父親左手邊。

侍酒師上前，為李長安斟上已醒好的1945年木桐。

愛德華舉杯：“來，為了老朋友的相聚，也為了年輕人的未來。”

“為了未來。”約翰附和。

李長安也舉杯，向在座眾人示意。

用餐在一種輕松而不失禮節的氣氛中進行。

前菜是煙熏三文魚配魚子醬，侍者服務周到無聲。

話題自然延續到艾琳在威斯利學院的學習、她參與的模擬聯合國項目，以及她對歐洲戰后重建的看法。

“去年我在模擬聯合國代表法國，”艾琳說話時，目光偶爾會自然地落向李長安，似乎在觀察他的反應，“討論馬歇爾計劃后續時，我們組提出了一個觀點：經濟援助必須與政治改革更緊密地綁定，否則可能會強化某些我們希望改變的舊有結構。”

她頓了頓，見李長安似乎有興趣聽下去，便繼續道：“當然，這很理想化。實際操作中，地緣政治考量往往壓倒一切。”

李長安切下一小塊三文魚，語氣平和：“理想化不是問題，年輕人需要有框架。問題是，當你進入實際操作層面，如何在框架與現實之間找到平衡點。”

“這正是我想學習的部分。”艾琳立刻接道，眼神明亮，“我讀過您在去年外交事務期刊上那篇關于亞洲非殖民化進程的短評，您提到‘影響力需要載體，而最有效的載體往往是經濟互惠而非政治說教’。這讓我思考，在歐洲重建中，米國的影響力載體究竟是什么？僅僅是美元嗎？”

這個問題提得相當內行，甚至有些銳利。

愛德華看了女兒一眼，既有驕傲，也有一絲“是否太過鋒芒”的擔憂。

李長安倒是微微頷首，放下了手中的銀叉。

“美元是工具，不是目的。載體可以是資本，也可以是技術、制度、乃至文化認同。馬歇爾計劃的高明之處，在于它同時提供了前三種，并試圖培育第四種。”

他看向艾琳，“你提到政治改革，這觸及了核心――我們提供載體，希望引導方向，但接收方是否有意愿、有能力按照我們希望的方向使用這些載體，是另一回事。”

他語氣平靜，像在闡述一個客觀事實，沒有居高臨下的說教，更像是在與一位同行探討。

艾琳聽得專注，身體微微前傾。“所以，在國務院工作中，判斷一個國家的‘意愿’和‘能力’，比設計完美的援助方案更重要？”

“至少同樣重要。”李長安道，“很多時候，方案需要根據對方的意愿和能力動態調整。這一點，在亞洲和歐洲可能表現出很大差異。”

約翰適時插話，笑著對愛德華說：“你看，艾琳確實問到了點子上。這些可不是教科書里能學透的。”

愛德華也笑了，放松下來：“所以需要肖恩這樣的前輩點撥幾句嘛。”

不得不說，愛德華有捧哏的天賦。

艾琳卻因為得到了李長安認真的回應而心中泛起漣漪。

他不僅回答了，還延伸了，把她當作一個可以討論專業問題的對象。

這比單純的客套更讓她感到一種被認可的喜悅。

她不禁想起自己是如何努力爭取進入遠東事務局的――當實習分配意向表發下來時，她毫不猶豫地在第一志愿填上了“遠東事務局”，甚至為此專門去找了系主任和家族在國務院的一位遠親，委婉地表達了對亞太地區的“強烈學術興趣”。

只有她自己知道，這份“興趣”很大程度上源于該局的助理國務卿是李長安?威爾遜。

她想要離他近一些，在他直接領導的部門工作，哪怕只是一個實習生。這是她理性規劃的一部分：最好的學習，就是在最優秀的人身邊觀察。

話題隨后轉向了更廣泛的國際局勢。

艾琳提到了法國在印度支那的困境，并謹慎地詢問李長安對日內瓦會議可能結果的看法――這個問題既專業，又與她即將進入的遠東事務局工作直接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