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落座。愛德華坐主位,約翰在其右手邊,李長安在約翰旁邊(愛德華左手邊),艾琳則在父親左手邊。
侍酒師上前,為李長安斟上已醒好的1945年木桐。
愛德華舉杯:“來,為了老朋友的相聚,也為了年輕人的未來。”
“為了未來。”約翰附和。
李長安也舉杯,向在座眾人示意。
用餐在一種輕松而不失禮節的氣氛中進行。
前菜是煙熏三文魚配魚子醬,侍者服務周到無聲。
話題自然延續到艾琳在威斯利學院的學習、她參與的模擬聯合國項目,以及她對歐洲戰后重建的看法。
“去年我在模擬聯合國代表法國,”艾琳說話時,目光偶爾會自然地落向李長安,似乎在觀察他的反應,“討論馬歇爾計劃后續時,我們組提出了一個觀點:經濟援助必須與政治改革更緊密地綁定,否則可能會強化某些我們希望改變的舊有結構。”
她頓了頓,見李長安似乎有興趣聽下去,便繼續道:“當然,這很理想化。實際操作中,地緣政治考量往往壓倒一切。”
李長安切下一小塊三文魚,語氣平和:“理想化不是問題,年輕人需要有框架。問題是,當你進入實際操作層面,如何在框架與現實之間找到平衡點。”
“這正是我想學習的部分。”艾琳立刻接道,眼神明亮,“我讀過您在去年外交事務期刊上那篇關于亞洲非殖民化進程的短評,您提到‘影響力需要載體,而最有效的載體往往是經濟互惠而非政治說教’。這讓我思考,在歐洲重建中,米國的影響力載體究竟是什么?僅僅是美元嗎?”
這個問題提得相當內行,甚至有些銳利。
愛德華看了女兒一眼,既有驕傲,也有一絲“是否太過鋒芒”的擔憂。
李長安倒是微微頷首,放下了手中的銀叉。
“美元是工具,不是目的。載體可以是資本,也可以是技術、制度、乃至文化認同。馬歇爾計劃的高明之處,在于它同時提供了前三種,并試圖培育第四種。”
他看向艾琳,“你提到政治改革,這觸及了核心――我們提供載體,希望引導方向,但接收方是否有意愿、有能力按照我們希望的方向使用這些載體,是另一回事。”
他語氣平靜,像在闡述一個客觀事實,沒有居高臨下的說教,更像是在與一位同行探討。
艾琳聽得專注,身體微微前傾。“所以,在國務院工作中,判斷一個國家的‘意愿’和‘能力’,比設計完美的援助方案更重要?”
“至少同樣重要。”李長安道,“很多時候,方案需要根據對方的意愿和能力動態調整。這一點,在亞洲和歐洲可能表現出很大差異。”
約翰適時插話,笑著對愛德華說:“你看,艾琳確實問到了點子上。這些可不是教科書里能學透的。”
愛德華也笑了,放松下來:“所以需要肖恩這樣的前輩點撥幾句嘛。”
不得不說,愛德華有捧哏的天賦。
艾琳卻因為得到了李長安認真的回應而心中泛起漣漪。
他不僅回答了,還延伸了,把她當作一個可以討論專業問題的對象。
這比單純的客套更讓她感到一種被認可的喜悅。
她不禁想起自己是如何努力爭取進入遠東事務局的――當實習分配意向表發下來時,她毫不猶豫地在第一志愿填上了“遠東事務局”,甚至為此專門去找了系主任和家族在國務院的一位遠親,委婉地表達了對亞太地區的“強烈學術興趣”。
只有她自己知道,這份“興趣”很大程度上源于該局的助理國務卿是李長安?威爾遜。
她想要離他近一些,在他直接領導的部門工作,哪怕只是一個實習生。這是她理性規劃的一部分:最好的學習,就是在最優秀的人身邊觀察。
話題隨后轉向了更廣泛的國際局勢。
艾琳提到了法國在印度支那的困境,并謹慎地詢問李長安對日內瓦會議可能結果的看法――這個問題既專業,又與她即將進入的遠東事務局工作直接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