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頭犯罪中，尤其是搶劫和入室盜竊轉化的暴力案件中，我們通常能看到混亂――慌張中掉落的物品，不必要的多次刺砍或槍擊，臨時改變計劃導致的現場矛盾。”

鄧恩的聲音更低了，“但這里沒有。每一處現場都呈現出一種……克制的完成度。就像有人在執行一份嚴謹的清單：制造搶劫或盜竊的現場表象――檢查；取走合理金額的現金或財物以強化動機――檢查；避免留下指紋、毛發或其他可能指向身份的個人痕跡――檢查；迅速、干凈地撤離――檢查。”

年輕探員搖頭：“你是在說，這是同一伙職業殺手干的？在幾天內跑遍半個米國？就為了殺幾個雜貨店主和退休老頭？”

“我說的是‘行為模式上的相似性’。”鄧恩糾正。

“我沒有結論。我只是指出，這種超越普通街頭犯罪的計劃性與克制性，為何會出現在地理上分散、目標身份各異的案件中？是模仿？是巧合？還是存在一個我們尚未發現的、將這些受害者和這種犯罪‘風格’聯系起來的共同點？”

會議室陷入沉默。幾名洛杉磯探員交換眼神――懷疑依然存在，但已被一種更為嚴肅的深思所取代。

羅德里格斯最終開口：“鄧恩探員，我理解你的觀點。但這些‘相似性’太模糊了。沒有目擊者，沒有監控直接拍到兇嫌，沒有可靠的生物證據。我們現有的資源只能支持我們按常規路徑調查各自轄區的案件：排查受害者的社會關系，追查可能的仇家，查看周邊監控尋找可疑車輛或人員。”

“我同意這些必須做。”

鄧恩點頭，“但我想建議增加一個跨州的調查方向：深入分析四名受害者的通訊記錄和銀行流水，尋找他們之間可能的隱形聯系――不僅僅是直接認識，可能通過第三方、共同參與的活動或事件產生交集。”

“第二，協調三地警方，擴大現場周邊監控排查的時間窗口，不限于案發前后幾小時，要看案發前數天甚至數周是否有相同或類似的可疑人物、車輛模式出現在不同城市。”

“第三，調查各受害者所屬社區近期是否都有異常事件――非致命的威脅、騷擾、不尋常的拜訪者。”

“這需要三地，甚至更多部門的協調。”羅德里格斯坦，壓力巨大。

“這正是總部派我來的原因之一。”鄧恩說，“我可以負責初期的數據整合與比對分析。至少，我們可以先弄清楚，這四個人之間除了都以這種‘特別’的方式死去之外，是否還存在其他交集。”

會議在一種懸而未決的氣氛中結束。

鄧恩知道，僅憑推理無法說服所有人，他需要更具體的發現。

他被分配到一個臨時使用的狹小辦公室。房間里只有一張桌子、一臺老式電腦和一個檔案柜。窗外是停車場，洛杉磯的夕陽將一切都染成橙紅色。

他將從三個城市匯集來的電報摘要、初步報告復印件和現場照片在寬大的辦公桌上鋪開，開始構建一個統一的時間線。沒有電腦屏幕的微光，只有臺燈下紙張的質感，以及他用鉛筆在大幅美國地圖上的標記。

首先是最基礎的：四名受害者的最后二十四小時。信息零碎而遲滯，依賴于各地警方的電報通報和后續郵寄的筆錄副本。

佐藤健一（洛杉磯）：案發前一天正常營業，晚上七點關門后，據常去的日式澡堂店主回憶，他大約八點離開。獨自居住，無人在當晚見過他。電報查詢洛杉磯電話公司記錄顯示，其住宅電話在當天下午三點左右接到一通二十七秒的市內通話，主叫號碼屬于一個公共投幣電話，地點在幾個街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