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聽完朱國祚的諫，非但沒有不悅，反而嘴角牽起的淡淡笑意。

他手指輕輕敲打著紫檀桌面，發出篤篤的輕響，準備他的“說服”。

“朱卿，你提到了氣度和史筆，那我們便先從這‘氣度’說起。”

朱由校略微正坐，目光如炬：

“何為真正的氣度？孔子作《春秋》，于夷狄之道。

‘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

其核心，在于‘禮’與‘義’，而非一味退讓，喪失原則！”

他的語氣依舊平穩，但問題卻如匕首般鋒利：

“朕再問你，荷蘭人恃強凌弱，封鎖我海峽、攻我澎湖、掠我商民時。

他們可曾想過‘氣度’？他們視《大明律》為何物？視朕之天威為何物？”

他稍作停頓，讓話語的重量沉淀下去：

“他們面對日本幕府時謹小慎微，唯恐失禮。

對我大明卻敢悍然動武，這其中的差別，難道是因為倭人氣度比我天朝更恢弘嗎？”

朱國祚聽罷，微微點頭，語氣平和但堅定地回應：

“陛下明鑒。臣所氣度，非是迂腐的一味懷柔。

孔子作《春秋》，講求‘夷夏之辨’，其核心在于‘德’與‘禮’。

然《尚書》有云‘柔遠能邇’，王道之化，在于德澤廣被，使四夷自然賓服。

驟然施以雷霆之威，苛以巨萬之索，臣恐……

塞其向化之路，徒然樹敵于萬里之外，非長治久安之策，此非怯懦，實為慮遠。”

朱國祚不是腐儒，乃能臣。

沒有被皇帝的氣勢壓倒，而是引經據典，展現了他更深層次的戰略擔憂：

過度的強硬是否會斷絕外交轉圜空間，引發無休止的沖突？

朱由校聽完一愣，但并沒有不悅，眼中反而閃過一絲贊賞。

他要的就是這樣有深度的對話，而非唯唯諾諾的應聲。

“朱卿引經據典，深得圣賢精髓，朕心甚慰。”

隨即話鋒一轉，趕緊將討論從經義層面轉出。

跟狀元討論儒家經義，這不扯淡嗎？趕緊拉回現實問題：

“然則，朱卿可曾想過，這‘德澤廣被’、‘柔遠能邇’的王道，其根基何在？”

他不待朱國祚回答，便自問自答，語氣變得銳利起來：

“其根基，在于‘威’與‘德’并舉！

《左傳》有：‘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

無威之德，是謂懦弱，徒然招致覬覦。荷蘭人能對日本幕府謹小慎微。

非慕其德，實畏其‘強勢’！為何敢對我大明屢次挑釁？

非我無德，乃是彼輩評估之后，認為我‘威’不足以懾其野心，利足以驅其冒險！”

朱由校的手指輕輕敲在御案上，每一句都叩在現實政治的關節上：

“他們封鎖海峽、攻我澎湖時，可曾講過‘柔遠’？

可曾顧及天朝的‘氣度’？沒有。

他們用的是炮艦的語，算計的是利益的得失。

朱卿，對這樣的強盜以‘王道’待之，與之空論德化。

這與宋襄公之仁何異？豈非是縱惡？”

這一番話，將“威”提升到與“德”同等重要的戰略高度

并用“宋襄公之仁”的典故，精準地刺中了儒家文化中最為忌諱的“迂腐”之弊。

朱國祚的神色真正變得凝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