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二十五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來得更急切些。正月未盡,關中的土地已在和煦的陽光下開始解凍,朝廷關于“勸農桑,薄賦徭”的詔令與細則,如同南來的暖風,迅速傳遍四道二十個試點州縣,并激起更廣泛的漣漪。各地州縣長吏無論內心作何想法,面對與考課直接掛鉤的嚴令與御史臺的虎視眈眈,皆不敢怠慢,紛紛召集屬吏,宣講新政,清點農具,巡查水利,一時間,朝野上下仿佛都沉浸在一股務實勸農的忙碌氛圍之中。然而,在看似順暢的推行表象之下,暗流依舊涌動。既有對政策本身、尤其“薄賦徭”可能束縛手腳的怨與變通,也有對皇后借新政擴張影響力的警惕與隱憂。朝堂之上,關于“建十二事”的博弈,在第一條政策落地后,并未停歇,而是迅速轉向了另一條同樣敏感且關鍵的議題――“廣路,杜讒”。
二月二,龍抬頭,大朝。太極殿內,氣氛在莊重中透著幾分緊繃。皇帝李治端坐御座,神色清明。在聽取了幾處試點州縣關于春耕準備的初步奏報后,他話鋒一轉,再次提起了“建十二事”。
“皇后所陳諸事,首重農桑,已在推行。然,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廣開路,杜絕讒,尤為澄清吏治、穩定朝局之要。前番因立后等事,朝野不乏流蜚語,甚至有人借機構陷忠良,擾亂人心。此風不可長!政事堂對于如何‘廣路,杜讒’,可有定議?**”
皇帝的辭中透著一絲對過往流風波(尤其是針對他和武媚娘)的余怒與警醒,這也使得“杜讒”一條,在他心中分量格外不同。
這一次,出列主奏的是新任中書侍郎許敬宗。經過“建十二事”的提出和“勸農桑”政策的初步推行,許敬宗作為“擁武派”核心與文筆干臣的地位更加穩固,由他出面奏對“廣路”這等涉及論與監察之事,也顯得順理成章。
“陛下,臣等奉旨會議,以為‘廣路’與‘杜讒’,實為一體兩面,相輔相成。”許敬宗手持玉笏,聲音清朗,“欲杜讒,必先使忠有路可達天聽,使是非曲直有公道可辨;欲廣路,亦需有法度規制,以防小人借機誹謗,淆亂視聽。故臣等擬定三策,恭請圣裁。**”
“講。”皇帝頷首。
“其一,于朝堂之外,特設專司,以通下情。”許敬宗提高了聲調,“請于朝堂東西兩側之光順門外,分設‘招諫匭’與‘申冤匭’。招諫匭,以銅鑄之,形如小室,四面開投書孔,分別涂以青(延恩,政事得失與進獻賦頌)、丹(招諫,朝政得失)、白(申冤,陳訴冤抑)、黑(通玄,告天文秘謀或軍國機要)四色。天下臣民,不拘身份,皆可將所欲之事,寫成封章,投入相應匭中。由陛下指定專人(建議由中書省、門下省各派一員郎中級官員共同掌管)每日定時開取,直接呈送御前,或由政事堂依內容分類處置。如此,則下情可直達天聽,不為中間官吏所阻隔。**”
設立“銅匭”,直接收集民間上書!這無疑是一個極具沖擊力的提議!它繞過了傳統的層層奏報渠道,試圖建立一條直達御前的、不受品級和出身限制的路。殿中頓時一片嘩然!許多官員臉色驟變。這意味著,任何一個平民、小吏,都可能通過這個“銅匭”,直接向皇帝告發他們這些朝廷大員!權力和安全感受到了赤裸裸的挑戰!
“其二,”許敬宗不顧眾人反應,繼續道,“明定規矩,獎誠懲誣。凡經銅匭或正常渠道上書事者,只要不是公然誹謗君父、動搖國本,即便詞激切,或有失實之處,亦不得以治罪,反應予以鼓勵。對于所事實清楚、確有裨益之建或揭發,不論上書者身份高低,朝廷應予以嘉獎,或賜金帛,或授散官。同時,必須嚴懲誣告!凡經查實屬于無中生有、惡意構陷他人者,不論是否造成后果,一律依律反坐,從重治罪!主管銅匭及受理訴狀的官員,若有泄露上書人信息、壓制合理上訴或徇私舞弊者,同罪嚴懲!”
獎誠懲誣,保護者,反坐誣告,并追究主管官員責任。這一條試圖在鼓勵進與防止濫訴之間尋求平衡,并建立一定的問責機制。
“其三,強化御史臺與按察使職權,專司察驗與追究讒及不法。御史臺除原有職責外,需對朝野間流傳的重大或惡意流進行追查,溯及源頭。對于那些散布謠、攻訐大臣、離間君臣、擾亂朝綱的行為,無論涉及何人,一查到底,嚴懲不貸。地方按察使亦需將此列入巡察要務。如此,方能以法制謠,以正壓邪,還朝堂清明。”
賦予御史臺追查流的明確職責,矛頭直指朝堂內外的政治謠與攻擊,意圖建立制度化的反制力量。
許敬宗奏畢,殿中再次陷入沉寂,但這次沉寂之下涌動的暗流,比剛才更加洶涌澎湃。設立銅匭、獎誠懲誣、強化御史臺追謠權力……這三條若真落實,將徹底改變現有的信息流通與權力監督格局,對習慣于通過門第、資歷、人脈掌控話語權的傳統勢力,尤其是對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以“清議”、“風骨”自詡、同時也常利用輿論打擊對手的元老重臣而,無疑是極大的威脅與束縛。
果然,侍中褚遂良幾乎是立刻出列,臉色因激動而微微發紅,聲音也帶著壓抑不住的怒氣:“陛下!許敬宗所奏三策,貌似公允,實則包藏禍心,萬萬不可行!**”
“哦?褚卿何出此?”皇帝眉頭微皺。
“陛下!”褚遂良痛心疾首道,“國家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下情上達,自有州縣、臺省、御史層層奏報之制,此乃高祖、太宗所定之成法,亦是防止奸小淆亂視聽之保障。今若于宮門之外,設此銅匭,使販夫走卒、山野村夫皆可投書直達御前,則將置我大唐百官于何地?朝廷威儀何在?更有甚者,此舉必將導致誨蜂起,誣告成風!一些心懷叵測之徒,或為泄私憤,或為求賞賜,必然捕風捉影,羅織罪名,攻訐大臣,攪得朝野不寧!屆時,陛下案頭堆積如山的,將不是治國良策,而是無窮無盡的誣告與讒!此非廣路,實乃開讒路也!”
他激烈反對銅匭,認為其破壞現有官僚體系、損害朝廷威嚴,并必然導致誣告泛濫,擾亂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