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心說”引發的漣漪尚未平息,格物院內新舊思想的暗流仍在涌動。然而,李瑾深知,思想的論戰固然重要,但知識的沉淀、整理與傳播,才是文明進步的堅實階梯。當一種新的認知范式開始萌芽,當零散的經驗、技藝、發現逐漸積累,迫切需要一種系統性的梳理、甄別、歸納與編纂,將其從個人的、私密的、口耳相傳的“秘術”,轉化為公共的、可傳授的、可驗證的、可發展的知識體系。這不僅是傳承的需要,更是將“格物”理念制度化、正統化,并最終融入帝國文化血脈的關鍵一步。
恰在此時,一個絕佳的契機出現了。
麟德九年冬,天后武媚娘于洛陽宮貞觀殿召集重臣,議及文教之事。其時,大唐國力臻于鼎盛,四夷賓服,海內晏然。武后雄才大略,既有經天緯地之志,亦有垂范青史之心。她深感自太宗朝修撰《五經正義》定儒學一統,高宗朝敕編《文館詞林》、《瑤山玉彩》等類書以來,雖文治粲然,然典籍浩繁,新舊雜糅,尤以近年來格物院所倡“實學”、“新技”、“異聞”層出不窮,多有未載于經典、不見于故紙者。或散落于匠戶作坊,或流布于海商行旅,或秘藏于方士丹房,不成體系,難窺全豹。長此以往,恐技藝失傳,新知湮沒。
“本宮觀古今治世,武功文治,不可偏廢。”武媚娘鳳目掃過殿中群臣,最后落在李瑾身上,“三郎倡格物致知,諸館新學迭出,于國于民,實有裨益。然學理技藝,若無編纂整理,則如珠玉散地,難以匯聚成器。本宮有意,仿前代修書舊例,集天下飽學之士、能工巧匠,于洛陽設館,廣搜博采,編修一部曠古未有之巨典,不唯經史子集,更兼百科雜學,凡天文、地理、算數、醫藥、百工、農桑、舟車、軍械、乃至海外風物、新出技藝,無所不包,務求詳盡,以彰我大唐文治之盛,亦為后世開智儲才。三郎以為如何?”
李瑾聞,心潮澎湃。這正是他夢寐以求之事!將格物院數年來探索的成果,以及天下已有的實用知識,進行一次全面的、系統化的整理、驗證和編撰,這不僅是知識的集大成,更是確立“實學”地位,將其從“奇技淫巧”提升到“經世致用之學”高度的絕佳機會。他當即出列,深施一禮:“天后圣明!此乃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之盛舉!臣以為,此典不應囿于經史陳,更當以‘經世致用,格物求真’為旨,廣收天下有用之學,尤其是近年格物院所究之新學、所創之新技,詳加考辨,去偽存真,圖文并茂,務使覽之可學,學之可用。此典若成,當名之曰――《弘道大典》或《開元寶典》,取其包羅萬象、開啟新知之意。”
“《開元寶典》?好!此名氣象恢宏!”武媚娘拊掌稱善,“便以此名!此事,便由太子太師李瑾總領,會同秘書監、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并格物院諸館,廣征天下名儒宿學、奇才異能之士,齊聚洛陽,設‘修典館’,即日開館修書!所需錢糧用度,一應由內庫、戶部支應!”
詔令一下,天下震動。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國家組織編纂大型類書、總集,本是文治昌明的象征,如《皇覽》、《修文殿御覽》、《藝文類聚》、《北堂書鈔》等。但如武后所諭這般,明確要求將“百工雜學”、“海外新技”與經史并列,甚至單獨成類,系統編入國家級大典,實屬破天荒第一遭。這無疑是對傳統“重道輕器”、“重義理輕技藝”觀念的一次公開挑戰和部分修正。
消息傳出,清流士林反應復雜。一部分正統儒臣激烈反對,認為將工匠之術、方士之流、海外奇談與圣賢經典并列,是“淆亂學統,褒瀆斯文”,有損朝廷體面。但更多務實或嗅覺敏銳的官員,尤其是與格物院已有接觸或對其實用成果(如改良農具、新式海圖、火藥配方、醫療防疫等)有所了解的朝臣,則看到了此事的深遠意義――這是將那些“有用之學”正式納入國家知識體系,賦予其合法性與權威性。不少在野的飽學宿儒、隱逸名士,也被“修撰曠世大典”的名頭所吸引,或為揚名,或為求道,紛紛應召前來。
洛陽城東南,原屬將作監的一處龐大官署被緊急修繕、擴建,掛上了“修典館”的金字匾額。館內殿宇連綿,廊廡深邃,設總纂廳、分纂處、謄錄房、藏書庫、繪圖坊、樣本作坊等,規模空前。李瑾被任命為“監修總裁”,總攬全局。秘書監、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的負責人以及數位德高望重的碩儒任“副總裁”,分管經史、諸子等傳統典籍部分的編纂。而格物院八大學館的館主,則被任命為“分纂總纂”,各自負責本學科領域的編撰工作。此外,還從全國各地征召、薦舉了超過兩千名在經學、史學、諸子、文學、天文、歷算、地理、醫藥、百工、農桑、乃至海外方物等方面有所長的學者、匠人、方士、海商,匯聚洛陽。
一場規模空前、意義深遠的知識大整理、大編纂,拉開了帷幕。
然而,編纂伊始,便遇到了根本性的難題――體例。傳統類書,如《藝文類聚》,多以“天、地、人、事、物”為綱,下列子目,摘錄前人著作中的相關文字,以辭藻、典故為主,注重“文”而非“理”,重“述”而不重“作”,更不涉及具體的技術操作和數據。這顯然無法容納格物院所強調的實證知識、技術流程、定量數據和那些全新的、不見于經傳的概念。
圍繞體例,修典館內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傳統派的副總裁、大儒們堅持沿用舊類書體例,將新技術、新知識拆散,附會于傳統的“天部”、“地部”、“器用部”等條目之下,作些點綴即可。而以李瑾為首的格物院派,則堅決要求設立全新的、獨立的部類,按照知識的自身邏輯和實際應用來分類編排。
“《開元寶典》,當為‘典’,而非‘類書’!”在一次激烈的總纂會議上,李瑾力排眾議,“類書輯錄舊文,供詞臣獺祭;寶典當立新規,為萬世法式!若依舊例,則新式帆索之制,該入‘舟車’還是‘器用’?蒸汽之力原理,該入‘天象’還是‘巧藝’?新式煉鋼法,是歸‘金鐵’還是‘方技’?如此強附,非驢非馬,后人何以查考,何以習用?”
他提出了自己醞釀已久的全新分類框架――“三層兩翼”結構。
“三層者:道、法、術。”李瑾闡述道,“道,為根本原理,如算學之公理、格物之力學、化機之變化本質、天地運行之規律(暫以渾天、宣夜諸說并存)。法,為規律方法,如各種算法、實驗之法、觀測之法、推演之法。術,為應用技藝,如舟車制造、軍械火器、農工之法、醫藥之術。”
“兩翼者:用、流。”他繼續道,“用,載其實際應用、操作規程、數據圖表,務求詳盡,可依樣施行。流,述其源流演變、各家異同、未解疑難,以啟來者。”
“具體部類,當打破經史子集之藩籬,依學理與實用重分。”李瑾最終拋出了他設計的、融合了傳統與創新的分類目錄,共分十大門類,下轄百余子目:
1.經史大義門(仍收傳統儒家經典及歷史,但強調經世致用的注解,并增“域外史地”子目,收錄《坤輿萬國全覽草圖》及說明,海外諸國風土志)。
2.諸子百家門(收錄儒、道、法、墨、名、農、兵、陰陽等諸子著作,并增“新學濫觴”子目,收錄格物院新出之理論文章、假說探討,如“日心說”之辯論文稿,僅作為一家之收錄)。
3.天象歷算門(分天文、歷法、算術三大部分。天文部不僅錄傳統星象分野、占驗之說,更以大量篇幅收錄司天臺、格物院地輿館最新觀測數據、星圖、儀器制法,并列渾天、宣夜、日心(作為假說)諸說。算術部則以新符號、新方法系統整理《九章算術》等,并加入李瑾引入的幾何、代數初步知識,強調演算過程與實用例題)。
4.地理輿圖門(以《坤輿萬國全覽草圖》及其繪制方法、測量術為基礎,系統收錄大唐及四夷地理、山川、氣候、物產、城池、道路、航道,并附詳細圖說、比例尺、圖例規范,首次將精確制圖學系統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