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韋陟的官員則紛紛引經據典，從歷史教訓（如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滅佛的經濟政治背景）、現實財政危機、社會不公等角度，力陳抑制寺院經濟膨脹的必要性。朝堂上頓時分成兩派，爭執不下。一派以務實派官僚、財政官員為主體，擔憂國用、兵源、社會公平；另一派則包括虔誠的佛教徒、與寺院利益相關的貴族官僚、以及部分認為佛教有助于教化百姓、穩定統治的官員。

李瑾靜立班中，仔細聆聽著雙方的辯論。他深知，寺院經濟問題，絕非簡單的“宗教”或“經濟”問題，而是一個盤根錯節的政治、社會、文化綜合體。佛教經過南北朝至隋唐的發展，已深深嵌入帝國肌體。它不僅是信仰體系，更是龐大的經濟實體、文化中心、社會組織和潛在的權力中心。武則天本人就崇信佛教，并積極利用佛教為自己執政提供合法性（如支持翻譯《大云經》，暗示女主當國）。直接采取激烈手段“滅佛”或大規模“毀寺”，在當下政治環境下既不現實，也可能引發嚴重的社會動蕩甚至信仰危機。

但問題確實已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海貿帶來的財富潮水，不僅滋養了新興的工商業，也以“功德錢”、“還愿捐”等形式，極大地充盈了寺院的庫藏。許多海商巨賈，如馮若芳、蒲同文，在暴富之后，往往將巨額財富捐贈給名寺古剎，以求“功德”，或為家族尋求精神庇護。這使得大寺院的財力更加驚人，兼并土地、經營商業的手筆更大。而寺院享有的免稅免役特權，在商品經濟日益活躍、土地兼并加劇的背景下，其危害性被成倍放大。它像一塊巨大的海綿，不斷吸吮著帝國的稅基、兵源和社會財富，卻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甚至與國爭利的“國中之國”。

爭論持續了一個多時辰。天后武則天高坐簾后，始終未發一，只是指尖偶爾輕輕敲擊御座的扶手。最后，她將目光投向了李瑾：“李卿，你素來多有奇策，于格物、經濟、海貿皆有建樹。對此事，有何見解？”

李瑾出列，行禮，聲音清晰而沉穩：“陛下，天后。臣以為，韋尚書所憂，乃是實情。寺院廣占良田，影庇人口，不納賦稅，確與國爭利，侵蝕根本。然崔侍郎、李相所，亦有其理。佛法慈悲，勸人向善，寺觀亦可賑災濟民，安定人心。關鍵在于‘度’與‘法’。”

他頓了頓，繼續道：“昔日魏武、周武，手段過于酷烈，非但未能根除其弊，反易激起民變，有傷陛下仁德。今海內承平，國庫雖因寺產稍損，然海貿之利可補。故臣以為，當以‘疏導’、‘整頓’、‘納軌’為主，而非‘禁絕’、‘毀棄’。具體而，可慮者三：其一，嚴控僧尼額度，沙汰偽濫。請旨令天下諸州，重核僧尼度牒，無牒者勒令還俗。嚴格出家程序，禁止私度。可設定各州僧尼總數上限，不得隨意增加。其二，清丈寺田，限額課稅。由御史臺、戶部、州縣有司聯合，清丈天下寺觀田產，凡超出朝廷所賜及合法購置額度者，限期退還或由官府贖買，分給貧民。對合法寺田，亦可考慮仿照民田，征收適度‘助役錢’或‘香火稅’，使其與國家共擔義務。其三，規范寺產經營，禁絕盤剝。明令寺院不得經營高利貸（長生庫可改為低息或無息賑貸），不得強奪民產，所營碾}、店鋪等，需照章納稅。同時，鼓勵寺院將部分資財，用于修橋鋪路、賑濟災荒、興辦‘悲田坊’（慈善醫療）、‘養病坊’等慈善事業，化利為善，彰其功德。”

李瑾的提議，試圖在尊重佛教社會功能與維護國家根本利益之間尋找平衡。不搞一刀切的滅佛，而是通過制度性規范，將寺院經濟納入國家管理體系，限制其過度膨脹和對國家資源的侵奪，同時引導其發揮社會穩定作用。

武則天聽完，沉吟良久。她當然清楚寺院勢力膨脹的隱患，但她也需要佛教這面旗幟。最終，她緩緩開口：“李卿所，老成謀國。寺院之弊，確需整治，然不可操切。此事關乎重大，牽涉廣泛，當從長計議，徐徐圖之。可先由御史臺、戶部、鴻臚寺（兼管宗教事務）選派干員，赴畿內及河南、河北數道，查訪實情，具實以聞。其余諸道，亦需嚴加約束，禁絕新的大規模‘舍田’、‘建寺’之風。至于清丈、限田、課稅諸事……待查訪明白，再行詳議。”

這是一個典型的武則天式的決策：承認問題，表示關切，派出調查，暫緩激烈行動，保持壓力，觀察風向。她需要更多信息，也需要權衡朝中各方勢力，更要考慮如何將此事與自己的政治謀劃相結合。

朝議暫歇，但“佛寺占良田”引發的波瀾，卻已從伊水之濱，擴散到帝國的廟堂之上，成為一個必須面對，卻又極其棘手的難題。這不僅僅是土地和財富的爭奪，更是神權與皇權、宗教勢力與世俗國家、既得利益集團與改革訴求之間，一場漫長而復雜的博弈的開端。而剛剛經歷了海貿繁榮、經濟大變革的大唐帝國，其社會結構的深層矛盾，也通過“寺院經濟”這個突破口，清晰地顯露出來。李瑾的“疏導、整頓、納軌”之策，能否在各方勢力的夾縫中推行，仍是未知之數。但變革的種子，已然埋下。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