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鳳三年，九月深秋。
洛陽的朝堂，在經(jīng)歷了“朝議均田制”的激烈交鋒后，陷入了一種奇異的膠著與暗流涌動。天后的意志明確如劍，指向土地兼并這一痼疾。政事堂領銜，各部衙署參與的土地改革章程制定班子，在一種無形的巨大壓力下開始運轉(zhuǎn)。狄仁杰、李瑾、韋待價、崔神基等人，被推到了風口浪尖，既要頂住守舊派的明槍暗箭，又要絞盡腦汁，在錯綜復雜的利益與現(xiàn)實中，尋找一條可能走得通的路。
然而，令李瑾和武則天都感到心頭微沉的，并非僅僅是山東高門、關中勛貴等傳統(tǒng)“舊閥”的頑固抵抗。更令他們警惕和痛心的，是那些在“儀鳳新政”中崛起、曾被他們寄予厚望、引為臂助的“寒門新貴”們，在觸及土地這一核心利益時，所展現(xiàn)出的令人齒冷的轉(zhuǎn)變。
第一個明確的信號，來自汴州。
“黜陟使”衙署派往汴州的干員，在追查漕運貪墨案、順藤摸瓜觸及當?shù)赝恋丶娌r，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這阻力，并非來自傳統(tǒng)的地方豪強鄭國公崔氏（崔氏在朝堂上尚有顧忌，且其家主在洛陽，地方上主要由旁支經(jīng)營），而是來自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汴州刺史，崔浞。
崔浞，出身博陵崔氏遠支，早年家道中落，屬于“破落戶”。但其人精明強干，尤善理財，在地方任上政績斐然，特別是在推行“新市稅”、發(fā)展工商業(yè)方面頗有建樹。武則天看中其能力，力排眾議，將其從一介縣令，破格提拔為汴州這漕運、商貿(mào)重鎮(zhèn)的刺史，引為新政干將，是典型的“寒門新貴”代表。在“媚娘怒懲貪”的風暴初期，崔浞也表現(xiàn)得雷厲風行，配合狄仁杰，查處了幾個漕司蛀蟲，贏得了“鐵面”之名。
然而，當調(diào)查的觸角，開始指向汴州境內(nèi)幾樁涉及大規(guī)模土地兼并、手段隱秘但性質(zhì)惡劣的舊案，而兼并的受益方，隱隱與崔浞的妻族、以及幾位通過“新市”政策與他建立起緊密利益往來的地方大商賈有關時，事情變得微妙起來。
先是調(diào)查進度無故遲滯，關鍵證人要么“突然暴病”，要么“遠走他鄉(xiāng)”。接著，汴州官府提供的田畝、賦稅卷宗，開始出現(xiàn)“缺失”和“難以核實”。最后，崔浞本人，這位曾經(jīng)的新政急先鋒，向狄仁杰派去的使者，遞交了一份措辭委婉但態(tài)度堅決的“陳情書”。
書中，崔浞先是表了一番忠心，回顧天后知遇之恩，陳述自己在汴州“夙興夜寐，推行新政，發(fā)展工商，惠及黎庶”的政績。然后，筆鋒一轉(zhuǎn)，談及土地兼并案：
“……然，兼并之弊，積重難返，非一日之寒。汴州地狹人稠，商貿(mào)興盛，田產(chǎn)流轉(zhuǎn)，自古頻繁。所涉諸案，年代久遠，契證或有缺失，情理或有可原。若執(zhí)意深究，恐牽涉過廣，人心惶惶，不利商貿(mào)之繁榮，有礙新政之推行。臣非為私計，實為汴州大局、為天后新政之威信慮也。且清丈田畝，事體浩大，需徐徐圖之，若以霹靂手段，恐生民變，反為不美……”
洋洋灑灑，核心意思卻很清楚：此事水深，牽涉太廣（包括我的人），不宜再查。應以穩(wěn)定、發(fā)展為重，不要因小失大，影響了“新政”的大好局面。
狄仁杰將這份“陳情書”與相關案卷，密送至洛陽李瑾處。李瑾看罷，沉默良久，一股難以喻的失望與寒意，從心底升起。這熟悉的話語，這“大局為重”、“穩(wěn)定為先”、“牽涉過廣”的論調(diào)，與朝堂上那些反對“限田”、“清丈”的守舊派，何其相似！只不過，披上了一層“新政”、“發(fā)展”的華麗外衣。
“崔浞……”李瑾低語。他記得此人，當年在政事堂，是“新市稅”、“鼓勵工商”政策最積極的鼓吹者和執(zhí)行者之一。曾幾何時，他也是那個慷慨陳詞，痛斥門閥壟斷、呼吁給寒門子弟機會的“革新者”。然而，不過短短數(shù)年，當他手握權(quán)柄，坐鎮(zhèn)一方，與地方勢力（無論是舊豪強還是新富商）利益捆綁之后，他竟也如此迅速地，成為了新生的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成為了阻礙更深層次改革的頑固力量！他用當年反對舊閥的話語，來為自己、為新的利益集團辯護！
“新貴成舊閥……”李瑾苦澀地咀嚼著這幾個字。這并非孤例。在隨后匯總的各方信息中，類似的情況，在揚州、益州、乃至洛陽周邊，都有顯現(xiàn)。那些因“萬年策”中鼓勵工商、重視實務而崛起的“技術(shù)官僚”、“理財能手”、“工程干吏”，他們在自己的領域或許依然干練，依然能推動“新政”的表象繁榮（如漕運效率、稅收增加、工坊建設）。但與此同時，他們利用手中的權(quán)力和人脈，或明或暗地購置田產(chǎn)、經(jīng)營產(chǎn)業(yè)、與商賈勾連、與地方勢力聯(lián)姻，迅速積累了驚人的財富，完成了從“寒門”到“新貴”的蛻變。而他們的利益，已經(jīng)開始與傳統(tǒng)的土地食利者，甚至與他們本應監(jiān)督、打擊的胥吏、豪強、富商，盤根錯節(jié)地糾纏在一起。
當改革的刀鋒，指向吏治腐敗、漕運積弊這些相對表層、且能贏得“民意”和“道德高地”的領域時，他們可以是“急先鋒”，甚至能從中獲利（清除舊勢力，騰出位置）。但當改革的鋒芒，觸及土地兼并、財富再分配這些更根本、更核心的利益時，他們的立場，便發(fā)生了微妙而堅定的轉(zhuǎn)變。他們開始強調(diào)“穩(wěn)定”、“發(fā)展”、“不宜操切”，與守舊派形成了事實上、心照不宣的同盟。
第二個更具代表性的場景，在紫微宮的一次小范圍“問對”中上演。
這次“問對”，是武則天召見幾位核心“新貴”重臣，就“攤丁入畝、以資產(chǎn)為宗”的新稅制構(gòu)想，聽取意見。除了李瑾、狄仁杰、韋待價，被召見的還有新任戶部侍郎裴明禮（以善于理財、興辦實業(yè)著稱）、將作大匠宇文愷的后人、現(xiàn)任工部郎中宇文炫（主持多項重大工程）、以及那位在朝議中提出“四策并舉”的中書侍郎崔神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