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目光轉向李瑾，帶著深深的失望與痛心：“至于攤丁入畝，以資產定稅……兒臣更以為是大謬！租庸調之制，乃太宗文皇帝所定，丁有常役，田有常租，調有常品，法簡而明，民知所出，百余年遵行無礙。今棄此良法，舍人丁而計田畝、估資產，其弊有三！”

“其一，計量之難，不可勝數！天下田畝，肥瘠不同，水旱各異，產量懸殊，如何能準確核定其值？工商之利，歲有豐歉，價有漲跌，如何能恒定其稅？此必致歲歲更張，稅無定額，官吏得以高下其手，任意苛索！小民疲于應對，破產者不知凡幾！”

“其二，此乃朝廷公然與民爭利，耗盡天下民力！田畝、資產，乃民之根本，民之膏血。朝廷棄丁稅而重資產，是迫使有產者，無論田主、匠戶、商賈，皆須將辛苦所得，源源不斷輸入國庫！此非養雞取卵而何？今日取一分，民力損一分；明日取一厘，民力竭一厘。長此以往，民窮財盡，天下生機將絕！昔日隋煬帝橫征暴斂，耗盡民力，遂有天下土崩，二世而亡！前車之鑒，殷鑒不遠！父皇，母后，豈可不察？！”

“其三，動搖國本，禍亂之源！租庸調以丁為本，民有常役，則知有朝廷；國有常兵，則內安外攘。今舍人丁而重資產，則富者田連阡陌而稅輕，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役重！更有甚者，人丁不再為賦役之基，則朝廷何以控民？何以征兵？此非自毀根基而何？一旦國用不足，則必加稅；加稅不足，則必鬻爵；鬻爵不足，則必……”他猛地頓住，似乎意識到后面的話太過尖銳，但眼中的意思已不自明――則必橫征暴斂，乃至亡國！

“父皇，母后！”李弘的聲音因激動而嘶啞，眼中甚至有淚光閃動，他再次深深拜倒，“兒臣非敢危聳聽，實是痛心疾首，不忍見祖宗基業、貞觀盛世，毀于一旦！所謂新政，名目雖佳，實則乃聚斂之術，與民爭利之道！或許可解朝廷一時之渴，然竭澤而漁，民力枯竭，天下怨憤，人心離散，國祚何以長久？昔日管仲、商鞅之徒，雖富國強兵于一時，然其法刻薄，遺禍后世。我大唐以仁孝治天下，豈可效法此等苛酷之術？”

“兒臣懇請父皇、母后，懸崖勒馬，罷此擾民、亂法、爭利、禍?國之政！當以貞觀故事為法，省刑罰，薄稅斂，勸課農桑，與民休息，選任賢良，澄清吏治。使天下知朝廷愛民之深，恤民之切，則?民心自安，國本自固，縱有兼并，縱有貧富，亦可徐徐圖之，以仁政化之，何必行此險峻峻法，自絕于民耶？！”

一番長篇大論，引經據典，情緒激昂，將“與民爭利”的指控發揮到了極致，并上升到了動搖國本、重蹈隋煬帝覆轍、乃至背離大唐立國根本（以仁孝治天下）的高度。殿中諸臣，無論立場如何，無不為之動容。支持新政者，面色鐵青，暗自握拳；心有反對者，則目光閃動，隱隱有贊同之色；更多的則是驚懼茫然，不敢置一詞。

紫宸廳內，死一般的寂靜。只有李弘微微急促的呼吸聲，以及御榻上，皇帝李治似乎被這激烈的辭驚動，發出一聲含糊的、意義不明的**。

武則天緩緩放下手中的玉如意，那溫潤的玉器與紫檀案幾接觸，發出“嗒”的一聲輕響，在這寂靜中卻分外清晰刺耳。她抬起眼簾，目光平靜得可怕，看向跪伏在地、肩膀微微顫抖的兒子，又緩緩掃過殿中諸臣各異的神色，最后，落在了眉頭緊鎖、面色凝重的李瑾身上。

她沒有立刻發怒，也沒有斥責，只是用那平靜到極致、卻也冰冷到極致的聲音，緩緩問道：

“太子殿下，憂國憂民，引經據典，慷慨激昂，說得真是好啊。”

她的嘴角，那抹冰冷的弧度，似乎加深了些許。

“那么，依太子殿下之見，這不清丈，不限田，不更稅，放任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貧者無立錐，富者阡陌相連；放任賦役不均，豪強隱占，國庫日虛；放任胥吏貪墨，豪強橫行，百姓啼饑號寒――待到流民百萬，揭竿而起，烽煙遍地之時，我大唐的仁政，德治，又在何處？到那時，太子殿下是準備用你的仁心，去感化那些快要餓死的亂民，還是用你省下的刑罰，去赦免那些即將顛覆江山的‘暴民’？”

每一個字，都像是冰珠子，砸在金磚地上，也砸在殿中每一個人的心頭。

太子的“斥”，與天后的“問”，在這紫宸殿中，轟然對撞。改革的路線之爭，以最尖銳、最公開、最不留情面的方式，擺在了帝國最高決策層的面前。而一直病弱沉默的皇帝李治，又將如何面對這來自妻、弟、子之間，關乎帝國未來的根本性分歧？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