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鳳五年，春。
洛陽城的春意，似乎也帶著幾分沉重。朝堂之上關于新政與“仁政”的爭論雖未停歇，但在天后武則天的強力推動與相王李瑾的周旋下，河南、河北、淮南三道的“新政試點”終于磕磕絆絆地鋪開。朝野的注意力，一部分被吸引到試點州縣的成敗得失上，另一部分，則依舊聚焦于東宮與紫微宮之間那道日益加深的鴻溝。
然而，在這略顯壓抑的整體氛圍中，東宮卻仿佛自成一方天地，尤其是那些聚集在太子李弘身邊的年輕才俊們。他們大多出身名門，飽讀詩書，心懷“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對太子的仁德風范與醇儒氣度欽佩不已。在太子刻意營造的、相對遠離朝堂激烈紛爭的環境里，這些年輕人得以相對自由地探討經史，臧否人物，甚至――在一定的界限內――議論時政。
李琮以太子左贊善大夫的身份躋身其中，很快憑借其淵博的學識、沉穩的氣度以及偶爾流露出的、迥異于尋常儒生的務實見解，贏得了許多年輕同僚的尊重甚至好奇。他謹記父親教誨，大多數時候扮演著安靜的傾聽者，只在涉及純粹學問或無關敏感時務的話題時，才謹慎地發表看法。但即便如此，他特殊的身份（相王長子）以及那份似乎與東宮主流氛圍略有不同的氣質，仍讓他成為一個微妙的存在。
這日休沐，春光明媚。幾位與李琮交好、或至少談得來的東宮同僚――太子洗馬（東宮官屬，掌經史圖籍）崔明遠（出身博陵崔氏旁支，以文才著稱）、太子司議郎（掌侍從規諫，駁正啟奏）盧承慶（范陽盧氏，年輕氣盛，好論時政）、以及同為太子侍讀的著作佐郎（秘書省官員，兼職東宮）王煥（太原王氏，精于經學）――相約至洛陽城南的洛濱苑踏青。此處非皇家禁苑，景致清幽，常有文人雅士聚會，倒也清凈。
幾人尋了一處臨水的亭閣，讓隨從布下酒菜瓜果，便憑欄而坐，賞玩春色。初時只是談論詩文，品評近日洛陽流傳的新作，氣氛輕松。幾杯淡酒下肚，年輕人的心性放開，話題便不知不覺轉向了時政。
挑起話頭的是盧承慶。他年紀最輕，約莫二十出頭，性子也最是直率，幾杯酒下去，臉上已帶了紅暈，將手中酒杯往案幾上一頓，嘆道：“諸位，近日讀邸報，見河南道諸州清丈田畝，推行那所謂‘新稅自擇’，鬧得沸沸揚揚。州縣胥吏，借機騷擾鄉里，強量田畝，百姓怨聲載道，實非仁政所為！長此以往，恐非社稷之福！”
崔明遠年長幾歲，性子也沉穩些，聞微微蹙眉，低聲道：“承慶慎。新政乃天后與相王所定，朝廷大計，豈是我等可以妄議？況且邸報所，未必詳盡，或有以偏概全之處。”
“明遠兄何必如此謹慎？”盧承慶不以為然，“此地又非東宮正殿，不過我等幾個好友私下議論，何懼之有？太子殿下常教誨我等，讀書人當心懷天下，以直極諫為榮。眼見弊政，若只因懼怕權勢而緘口不，豈不有負平生所學？”他轉向一直靜靜傾聽的李琮，“延清（李琮的表字，虛構）兄，你素來見識不凡，又是……咳咳，對此有何高見？”
他將“又是相王之子”的話頭及時剎住，但意思已然明了。眾人的目光，包括一向矜持、專注于經學的王煥，都不由自主地投向李琮。這是李琮入東宮以來，第一次在同僚間的私下場合，被直接問及對當前最敏感新政的看法。
亭中一時安靜下來，只有洛水潺潺的流水聲和遠處依稀的鳥鳴。李琮心中微微一緊，知道這是避不開的試探。他放下手中把玩的酒杯，神色平靜，斟酌著開口：“承慶兄憂國憂民，拳拳之心，令人欽佩。清丈田畝，核定稅基，本是理財正務。然施政之道，貴在得人，亦貴在循序漸進。河南道試點，乃朝廷新策，利弊得失，恐需時日方能顯現。此時斷其必為‘弊政’，或恐過早。”
他避開了直接評價新政本身，而是將問題引向執行層面和觀察周期，語氣平和，不偏不倚。
盧承慶卻有些不滿意這圓滑的回答，追問道：“延清兄此，似是而非。豈不聞‘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今河南道怨聲已起，豈是‘需時日顯現’？分明是擾民之舉！太子殿下曾，‘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治國當行寬簡之政，與民休息，輕徭薄賦，則?民心自附，天下自安。如今天后與相王所為，清丈、稅改、更制，無一不是變更祖宗法度，與民爭利，豈是‘北辰’之道？分明是申韓之術，以苛察為明，以聚斂為能！此非治國，實是亂國之道！”
他越說越激動，將太子的觀點幾乎原封不動地搬了出來，并且直接上升到了“亂國之道”的高度。崔明遠臉色微變，連王煥也放下了手中的酒杯，看向盧承慶，眼中露出不贊同的神色，但似乎也有些被其情緒感染。
李琮心中暗嘆，盧承慶這番話，可以說代表了東宮相當一部分年輕官員的心聲。他們深受儒家“仁政”、“德治”思想熏陶，對太子推崇備至，對當前以“富國強兵”、“整頓吏治”為名、實則觸動諸多利益的新政，本能地反感，認為其背離了圣人之道，是急功近利的“霸道”。
“承慶兄所，乃儒者正道，自是堂皇。”李琮緩緩道，語氣依舊平和，“然琮嘗聞家父……呃，嘗聞有識之士，治國如醫病，需辨癥施治，不可執一。我朝開國已近甲子，承平日久，固有盛世之象，然積弊亦深。田畝隱匿，賦稅不均，富者阡陌相連，貧者無立錐之地；胥吏奸猾，豪強橫行，此非虛。若一味強調寬仁，不行霹靂手段，剜除痼疾，則弊病日深，恐非社稷之福。所謂‘變則通，通則久’，先賢亦有此。”
他這番話，沒有直接為新政辯護，而是指出了當前存在的問題，并引用了“變通”的古訓，顯得更為客觀，也暗合了其父李瑾的部分觀點。
“哼，積弊自有積弊的治法！”盧承慶反駁道，“癥結在吏治不清，豪強不法。當整肅吏治，懲處貪墨，抑制豪強兼并，此方為正途！而非如今這般，行此大規模清丈、更稅之政，看似周全，實則勞民傷財，更予胥吏豪強上下其手之機！此非治本，實是添亂！太子殿下主張嚴明吏治、選拔賢良、施仁政以化民，方是治本之策！”
“承慶兄所甚是，吏治乃根本。”崔明遠終于忍不住插話，他顯然也贊同太子的主張，但態度更理性些，“然則，整肅吏治，談何容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今朝廷用人，多重才干實務，于德行操守或有疏忽。且諸般新政，牽扯利益甚廣，執行之人，若無霹靂手段、公忠體國之心，確易滋生新弊。殿下之憂，不無道理。”
王煥也點頭道：“《論語》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如今之弊，或在‘不均’與‘不安’。清丈田畝，本為求均，然若執行失當，反致不安。太子殿下主張以教化、以德政求均安，確是王道正途。”
三人的觀點，雖有細微差異，但核心一致：認同問題存在，但認為太子的“仁政”、“吏治”路線是更正確、更根本的解決之道，對當前的新政持懷疑或否定態度。他們的討論，也折射出東宮這個相對封閉的環境里，所形成的某種思想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