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沉吟片刻，對侍立一旁的親信女官道：“傳朕口諭：相王為國操勞，積勞成疾，朕心甚為軫念。著賜宮中御用參苓等物，令其好生將養，不必憂心國事，待痊愈后再行視事。河南道之事，既相王有恙，可轉由尚書省會同御史臺、戶部酌情辦理，仍需限期奏報。”

口諭傳出，意味深遠。既表達了“體恤”，又暗示了“暫不追究”，但同時，那句“河南道之事……酌情辦理，仍需限期奏報”，則是毫不含糊地提醒李瑾：病可以養，但事情不能耽擱，責任還在你身上。這既是一種壓力，也是一種默許――默許李瑾在“養病”期間，以他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于是，曾經在朝堂上叱咤風云、推動新政的相王李瑾，仿佛一夜之間從權力中心“消失”了。相王府大門緊閉，謝絕一切訪客，只稱王爺病體未愈，需靜養。朝會上，那個總是站在文官前列、時常激烈辯論的身影不見了，不少官員竟覺得朝堂上似乎空蕩冷清了許多。

然而，表面的“靜養”之下，是緊鑼密鼓的暗流涌動。

相王府深處，李瑾的書房成了臨時的指揮中樞。他雖然“病”了，無法親臨政事堂，但一道道指令，通過杜先生和少數幾個絕對可靠的心腹，秘密傳遞出去。

河南道的困局，根子在于地方豪強勢力盤根錯節，與部分州縣官員、甚至可能牽扯到朝中某些勢力，形成了利益同盟，共同抵制清丈田畝、推行新稅法。此前派去的御史和干員，或受蒙蔽，或遭軟抵制，或干脆被同化、收買，難以打開局面。

李瑾深知，對付這種局面，常規的行政手段已經難以奏效，必須動用非常力量，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清理。他通過秘密渠道，聯系了兩位關鍵人物。

一位是剛剛調任洛陽、執掌東都留守府兵權的將領郭虔，此人是李瑾舊部，忠誠可靠，且行事果決，不喜文官那套彎彎繞。李瑾密信郭虔，授其“便宜行事”之權，一旦接到確切指令，可調動留守府部分精銳府兵，以“緝捕盜匪”、“清查不法”為名，對幾個抵制最激烈、證據確鑿的豪強塢堡和與之勾結最深的縣衙，進行雷霆打擊，抓捕首惡，控制局面。這是“武”的一手，用以打破僵局，震懾宵小。

另一位，則是監察御史里行宋z，一個官職不高但性情剛直、不畏權貴、且與太子一系并無瓜葛的年輕官員。李瑾欣賞其才干與風骨，此前已有留意。他通過杜先生，將暗中搜集到的、關于河南道某些官員與豪強勾結、貪贓枉法、抵制新政的確鑿證據（部分來自裴f的“江湖”渠道，部分來自李瑾自己經營的情報網），秘密交給宋z，暗示他可據此上奏彈劾，并愿意提供進一步的支持。這是“文”的一手，用以在朝堂制造輿論，名正順地罷黜、調離那些陽奉陰違的官員，為后續接手者鋪路。

同時，李瑾還指示杜先生，暗中聯絡一些在河南道有影響力、對新政態度相對中立或可爭取的士紳、致仕官員，許以新政推行后的部分利益（如新稅法下的合理稅負、參與地方某些事務的機會等），進行分化瓦解，爭取中間派的支持。

這一切，都在極其隱秘的狀態下進行。李瑾“臥病”在床，謝絕見客，連許多相王府的屬官都難以見到他本人。所有指令，皆由杜先生或極少數絕對心腹口頭傳達，不留文字。對外，相王府一片沉寂，似乎真的在為主人的“病情”擔憂。

然而，這表面的平靜之下，一場針對河南道頑疾的“手術”，已在暗中有條不紊地準備著。刀已磨利，只待時機。

李瑾自己，則真的“病”了。不是身體上的大病，而是精神上的高度緊張、殫精竭慮，加上之前的憂思郁結，讓他確實感到疲憊不堪，需要真正的休養。他時常獨自坐在書房，對著棋盤，自己與自己對弈，一坐就是半天。棋局變幻，如同這紛亂的時局，每一步都需深思熟慮，稍有不慎，滿盤皆輸。

他也時常想起太子，想起那封辭懇切的信，想起過往的情誼。想起兒子李琮，在東宮那個越來越復雜的漩渦中，不知近況如何。想起天后的威壓與期望，想起肩頭沉甸甸的責任。

“稱病避朝”，是無奈之舉，是權宜之計，也是一次主動的退卻與積蓄。退，是為了更好地進；避，是為了更精準地擊。只是，這“病”要“養”到何時？這短暫的避讓，又能為他、為這風雨飄搖的大唐，爭取到多少時間和空間？

秋意漸深，相王府庭院中的樹葉飄落。李瑾披著外袍，站在廊下，望著灰蒙蒙的天空，心中并無多少輕松。他知道，風暴只是暫時繞開了他，并未停歇。而他，也必須在“病愈”之前，找到破局的關鍵，交出令天后滿意的答卷。否則，這“病”，恐怕就真的要變成“沉疴”了。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