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沉吟片刻,對侍立一旁的親信女官道:“傳朕口諭:相王為國操勞,積勞成疾,朕心甚為軫念。著賜宮中御用參苓等物,令其好生將養,不必憂心國事,待痊愈后再行視事。河南道之事,既相王有恙,可轉由尚書省會同御史臺、戶部酌情辦理,仍需限期奏報。”
口諭傳出,意味深遠。既表達了“體恤”,又暗示了“暫不追究”,但同時,那句“河南道之事……酌情辦理,仍需限期奏報”,則是毫不含糊地提醒李瑾:病可以養,但事情不能耽擱,責任還在你身上。這既是一種壓力,也是一種默許――默許李瑾在“養病”期間,以他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于是,曾經在朝堂上叱咤風云、推動新政的相王李瑾,仿佛一夜之間從權力中心“消失”了。相王府大門緊閉,謝絕一切訪客,只稱王爺病體未愈,需靜養。朝會上,那個總是站在文官前列、時常激烈辯論的身影不見了,不少官員竟覺得朝堂上似乎空蕩冷清了許多。
然而,表面的“靜養”之下,是緊鑼密鼓的暗流涌動。
相王府深處,李瑾的書房成了臨時的指揮中樞。他雖然“病”了,無法親臨政事堂,但一道道指令,通過杜先生和少數幾個絕對可靠的心腹,秘密傳遞出去。
河南道的困局,根子在于地方豪強勢力盤根錯節,與部分州縣官員、甚至可能牽扯到朝中某些勢力,形成了利益同盟,共同抵制清丈田畝、推行新稅法。此前派去的御史和干員,或受蒙蔽,或遭軟抵制,或干脆被同化、收買,難以打開局面。
李瑾深知,對付這種局面,常規的行政手段已經難以奏效,必須動用非常力量,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清理。他通過秘密渠道,聯系了兩位關鍵人物。
一位是剛剛調任洛陽、執掌東都留守府兵權的將領郭虔,此人是李瑾舊部,忠誠可靠,且行事果決,不喜文官那套彎彎繞。李瑾密信郭虔,授其“便宜行事”之權,一旦接到確切指令,可調動留守府部分精銳府兵,以“緝捕盜匪”、“清查不法”為名,對幾個抵制最激烈、證據確鑿的豪強塢堡和與之勾結最深的縣衙,進行雷霆打擊,抓捕首惡,控制局面。這是“武”的一手,用以打破僵局,震懾宵小。
另一位,則是監察御史里行宋z,一個官職不高但性情剛直、不畏權貴、且與太子一系并無瓜葛的年輕官員。李瑾欣賞其才干與風骨,此前已有留意。他通過杜先生,將暗中搜集到的、關于河南道某些官員與豪強勾結、貪贓枉法、抵制新政的確鑿證據(部分來自裴f的“江湖”渠道,部分來自李瑾自己經營的情報網),秘密交給宋z,暗示他可據此上奏彈劾,并愿意提供進一步的支持。這是“文”的一手,用以在朝堂制造輿論,名正順地罷黜、調離那些陽奉陰違的官員,為后續接手者鋪路。
同時,李瑾還指示杜先生,暗中聯絡一些在河南道有影響力、對新政態度相對中立或可爭取的士紳、致仕官員,許以新政推行后的部分利益(如新稅法下的合理稅負、參與地方某些事務的機會等),進行分化瓦解,爭取中間派的支持。
這一切,都在極其隱秘的狀態下進行。李瑾“臥病”在床,謝絕見客,連許多相王府的屬官都難以見到他本人。所有指令,皆由杜先生或極少數絕對心腹口頭傳達,不留文字。對外,相王府一片沉寂,似乎真的在為主人的“病情”擔憂。
然而,這表面的平靜之下,一場針對河南道頑疾的“手術”,已在暗中有條不紊地準備著。刀已磨利,只待時機。
李瑾自己,則真的“病”了。不是身體上的大病,而是精神上的高度緊張、殫精竭慮,加上之前的憂思郁結,讓他確實感到疲憊不堪,需要真正的休養。他時常獨自坐在書房,對著棋盤,自己與自己對弈,一坐就是半天。棋局變幻,如同這紛亂的時局,每一步都需深思熟慮,稍有不慎,滿盤皆輸。
他也時常想起太子,想起那封辭懇切的信,想起過往的情誼。想起兒子李琮,在東宮那個越來越復雜的漩渦中,不知近況如何。想起天后的威壓與期望,想起肩頭沉甸甸的責任。
“稱病避朝”,是無奈之舉,是權宜之計,也是一次主動的退卻與積蓄。退,是為了更好地進;避,是為了更精準地擊。只是,這“病”要“養”到何時?這短暫的避讓,又能為他、為這風雨飄搖的大唐,爭取到多少時間和空間?
秋意漸深,相王府庭院中的樹葉飄落。李瑾披著外袍,站在廊下,望著灰蒙蒙的天空,心中并無多少輕松。他知道,風暴只是暫時繞開了他,并未停歇。而他,也必須在“病愈”之前,找到破局的關鍵,交出令天后滿意的答卷。否則,這“病”,恐怕就真的要變成“沉疴”了。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