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鳳五年，深秋。
相王李瑾“稱病不朝”，仿佛一塊投入沸騰油鍋的冰塊，短暫地激起了更大的喧囂，隨即卻讓整個朝堂陷入了一種微妙而沉悶的僵持狀態。這種僵持，并非平靜，而是如同冰封的河面之下，暗流洶涌，危機四伏。其核心癥結，便是那個懸而未決、卻又無處不在的陰影――繼承人問題，以及由此引發的天后與太子之間日益公開的理念與權力對峙。
沒有了李瑾這個新政最堅定、也最高調的推行者（至少在明面上），朝堂上關于新政的爭論看似緩和，實則更加暗流詭譎。以劉t之、韋思謙等為代表的革新派官員，失去了主心骨，在應對太子一系及保守勢力的攻訐時，顯得有些力不從心，許多議題的推動陷入停滯。而以中書侍郎郝處俊、黃門侍郎來恒，以及越來越多聚集在太子“仁政”旗幟下的官員們，則試圖利用這個“空窗期”，加大對新政“弊端”的抨擊，并提出各種“修正”、“緩行”甚至“廢止”的動議。
然而，真正讓朝局陷入“僵持”的，是決策機制的近乎癱瘓。許多重大政務，尤其是涉及人事任免、政策調整、以及需要動用大量資源的舉措，在政事堂討論時，往往陷入無休止的爭論。支持新政的官員引經據典，強調變法圖強的緊迫性；反對者則高舉“祖制”、“民本”大旗，指責新政“苛酷”、“擾民”。雙方各執一詞，相持不下。
而最終裁決權，則在紫微宮。但問題在于，皇帝李治風疾日益沉重，多數時間處于靜養狀態，難以視事。朝廷大權，實則掌握在天后武則天手中。武則天態度鮮明，支持新政，往往傾向于采納革新派的意見，甚至直接乾綱獨斷。但太子的存在，及其背后越來越龐大的、以儒家正統和“仁政”理念為號召的官僚集團，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制約力量。
太子李弘雖然不直接干預日常政務，但他“監國”的身份，以及他在士林和部分官員心中日益增長的聲望，使得他的意見變得舉足輕重。許多反對新政的奏疏，都會有意無意地提及“東宮亦深以為憂”，或“伏乞陛下、天后，并咨太子殿下”。而太子本人，在少數幾次參與重要朝議時，也總是溫和而堅定地表達對新政某些“過激”之處的憂慮，主張“宜緩宜寬”，其態度雖不激烈，但分量極重。
這就導致了一個尷尬的局面：天后想推進的許多事情，在政事堂討論后，送到紫微宮，武則天即便批了“可”，下發執行時，也會遇到來自東宮隱含的阻力，或是執行官員的陽奉陰違（他們或許懾于天后的威權，但更相信太子代表的“未來”）。而太子一系提出的“緩行”建議，武則天又往往留中不發，或直接駁斥。于是，許多政令就在這種拉扯中，或拖延不決，或執行走樣，效率極其低下。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關于“清丈田畝、推行新稅法”在河北、河南兩道以外地區推廣的爭議。革新派主張趁熱打鐵，盡快將成功（至少是部分成功）的經驗推廣至全國，尤其是江南、淮南等財稅重地，以盡快改善朝廷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此議在政事堂提出，立刻遭到強烈反對。反對者認為，河南、河北試點已引發諸多“民怨”，當吸取教訓，完善細則，不可貿然推廣，否則恐激起更大動蕩。雙方爭執不下，議案提交紫微宮。
武則天覽奏后，朱批：“國用不足，邊餉急迫，新法行之有效者，當速推行。著政事堂、戶部、尚書省詳議推廣細則，限一月內奏報，不得拖延?！?
批復發回政事堂，支持新政的官員為之振奮。然而，細則的“詳議”卻陷入了泥潭。每次會議，反對者總能提出各種“實際問題”和“潛在風險”，討論曠日持久，難以形成共識。而當劉t之等人試圖繞過冗長討論，直接擬訂細則上呈時，立刻有御史彈劾其“專擅”、“罔顧眾議”。事情就此僵住，所謂的“一月之期”，眼看就要成為一紙空文。
又如，關于西北軍費籌措。邊關急報，突厥、吐蕃時有異動，防秋在即，需緊急調撥錢糧軍械。戶部哭窮，國庫空虛。革新派提出，可暫時提高部分商稅，并對長安、洛陽等地富商巨賈發行“功勛債券”（李瑾之前提出的概念，類似戰爭國債），以解燃眉之急。此議更是捅了馬蜂窩。不僅傳統上反對與民爭利的官員激烈反對，連許多原本中立、甚至對新政有些好感的官員，也認為此議“有損朝廷體面”、“與民爭利太甚”，更有人隱隱將矛頭指向了“與商賈過從甚密”的相王一系（李瑾雖不在朝，但其影響力仍在）。太子雖未直接表態，但其身邊近臣已放出口風，稱“東宮聞之，深以為不可，朝廷豈可效仿販夫，行此聚斂之術？”
此事爭論不休，軍情卻不等人。兵部尚書崔知溫急得嘴角起泡，連連催促，最后武則天不得不從內帑（皇帝私人庫藏）和削減部分宮中用度中擠出一些錢糧應急，但這絕非長久之計。
朝堂之上，每日充斥著類似的爭吵、拖延、互相指責。高效的決策和有力的執行，變得稀缺。整個帝國的官僚機器，仿佛生銹的齒輪，在“天后―太子”這對最高權力核心的潛在角力中，發出刺耳而緩慢的摩擦聲，艱難地運轉著，卻難以產生真正的動力。
這種僵持，對帝國的影響是深遠的。邊關防務因糧餉不繼而出現隱患，地方政務因政策不明而遲滯，該提拔的干才因人事爭斗而擱置，該懲處的貪吏因派系庇護而逍遙……整個國家，似乎在一種“等一等”、“看一看”的詭異氛圍中，消耗著本就寶貴的元氣和時間。
而身處漩渦之外的李瑾，在相王府中“靜養”，通過杜先生等渠道，對朝堂上的僵局了如指掌。他心中焦急，卻也無奈。這正是他此前所預見和擔憂的。天后的強勢與太子的“仁政”理想，形成了某種詭異的平衡與對抗，而這種對抗的代價，則是整個國家行政效率的低下和機遇的錯失。
“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李瑾對杜先生嘆道，“內耗不止，外患必生。如今朝堂之上，諸公所爭，已非是非對錯，而是意氣與立場。長此以往，國將不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