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機印”的問世，如同在平靜的湖面投下巨石。初始的漣漪或許局限于“天工苑”那高墻之內，局限于朝堂高層的密議與憂慮，但隨之激起的滔天巨浪，卻以驚人的速度席卷了整個帝國的知識生產與傳播體系，并迅速蔓延至市井民間，深刻觸動著社會最敏感的神經――知識的價格與獲取門檻。
變化首先發生在長安、洛陽這兩都的書籍市場。
東西兩市的“書坊”聚集區，以往總是彌漫著一種混合了陳年墨香、紙張氣息和淡淡霉味的、略帶清冷矜持的氛圍。這里交易的，主要是手抄本、少量珍貴的雕版印本（多為佛經、歷書或需求量大的經典），以及從更遙遠的南方（如成都、揚州）流入的刻本。書價昂貴，一部像樣的《詩經》或《論語》手抄本，往往需要數貫甚至十數貫錢，相當于普通農戶數月的開銷。一卷名家注釋的經義，或一部新近流行的詩文集，更是價值不菲，常被藏書家或富家子弟視為可居的奇貨。購書、藏書，是財力與身份的象征，更是士族階層維系文化壟斷的重要壁壘之一。
然而，在“神機印”成功運行數月后，市場的堅冰開始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融化。
先是東市一家名為“文華閣”的老字號書鋪，在店門口掛出了醒目的新招牌：“新法精印《孝經》《論語》，字大清晰，每冊僅售三百文！”這個價格，在當時堪稱石破天驚。以往，一部手抄的《論語》，品相稍好的，動輒兩三貫錢。即便是較為粗劣的坊間抄本，也要近一貫。三百文？不過是一匹普通絹帛的價格，一個中等戶人家咬咬牙也能承受。
起初，人們以為是噱頭，或是粗制濫造的劣品。但當好奇的人們涌進店鋪，看到那擺得整整齊齊、散發著新鮮油墨味道的一摞摞新書時，全都震驚了。紙張是略糙但厚實耐用的竹紙，字跡是用統一的、清晰端正的“唐楷”印刷，墨色均勻，裝幀雖是簡單的線裝，但結實整齊。翻開來看，內容準確無誤，正是官府頒布的“標準本”。雖然比不上名家手書的飄逸，也沒有精良雕版印本的那種古拙韻味，但便宜、清楚、易得，對絕大多數只是需要閱讀內容而非收藏把玩的人來說，這已足夠了。
“文華閣”的掌柜姓鄭，是個精明又有些魄力的商人。他通過特殊渠道（實則是“天工苑”下屬的“官營印書館”對外試探性合作），以極低的價格批發了首批數百冊“機器書”，試探市場。結果，短短半日，被搶購一空。長安城中，消息靈通的寒門士子、小富之家、乃至一些開明的私塾先生，聞風而動。
緊接著，仿佛是約定好一般，西市、東市其他幾家有門路的大書商，也相繼推出了類似價格的“機器書”，品種也從《孝經》《論語》擴展到《千字文》《百家姓》《急就章》等啟蒙讀物，再到《算學啟蒙（簡本）》《農桑輯要（選編）》《千金方（常見方劑篇）》等實用書籍。價格從一百多文到五六百文不等，視篇幅和紙張而定。以往需要數年抄寫或重金求購才能湊齊的“蒙學套裝”（《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等），如今加起來還不到一貫錢！
書市的格局，幾乎在一夜之間被改寫。那些專門為人抄書為生的“經生”和中小型抄書鋪，首先感到了刺骨的寒意。他們的手抄本，在價格上完全無法與“機器書”競爭，即便在書法藝術性上略有優勢，但對于絕大多數普通購買者而，這點優勢在低廉的價格面前不值一提。一時間，許多經生失業，抄書鋪門可羅雀。
更大的沖擊波，則傳向了書籍的源頭――那些依賴出售家藏珍本、手稿或壟斷某些經典注釋版權的世家大族和著名藏書家。一部罕見的善本、孤本，其價值或許不會因“機器書”的出現而立刻貶損，因為它承載的是文物和稀缺性價值。但那些相對常見、但以往因抄寫不易而價格不菲的經典著作及其流行注釋本，其“知識載體”的商業價值卻在急劇縮水。一個寒門學子，現在只需花費以往十分之一甚至更少的錢，就能獲得與世家子弟內容無二的《五經正義》或《史記》選本（雖然可能是節選或白文本）。知識獲取的經濟門檻，被這鋼鐵機器和廉價紙張，硬生生地削去了一大截。
變化不止于此。隨著“官營印書館”產能的提升和技術的初步擴散（在嚴格管控下，部分非核心的印刷機組件開始由指定的民間工坊承制），印刷的內容也開始迅速多樣化。除了經典的“官刻”正經正史、啟蒙讀物、實用農醫書，一些敏銳的書商開始嘗試新的領域。
首先是科舉應試參考書的“泛濫”。以往，某位名師的“時文點評”、“經義精要”、“策論范文”，往往只在少數門生故舊中傳抄，或被書商以高價刊刻少量出售。如今，這些“考試秘籍”被迅速收集、整理、印刷，以幾百文一冊的價格在書肆公開出售。雖然質量參差不齊，但無疑為那些缺乏名師指導、信息閉塞的寒門學子打開了一扇窗，盡管這扇窗可能有些扭曲。
其次是通俗讀物的興起。以往難登大雅之堂，主要依靠說唱藝人表演和少量手抄流傳的“變文”、“俗講”（佛教故事通俗化文本），以及一些市井傳奇、志怪故事，開始被整理成文，配上簡單的木刻插圖，印制成巴掌大的小冊子，稱為“話本”或“小說”。這些讀物語淺白，故事性強，價格極低（幾十文到百來文），迅速在識字率稍高的市民、小商人、甚至部分家境較好的農戶子弟中流傳開來。東市一家名為“聚文齋”的書鋪，因連載印刷一部名為《梁公案》（以狄仁杰為原型加工的偵探故事）的“小說”而名聲大噪，每出新卷，購買者排成長隊。
更讓一些人（尤其是士大夫）蹙眉的，是一些“非正統”論的私下流傳。有對現行政策隱晦批評的打油詩，有對官員逸聞的調侃小段，甚至有對經典另類解讀的“歪批”。這些文字篇幅短小，印制粗糙，往往不署作者真名，只在熟人間悄悄傳遞，或在某些茶館酒肆的角落被人低聲誦讀、討論。雖然規模尚小，但這是一個全新的、不受完全控制的論空間萌芽的跡象。
“書籍價如紙”不僅是一句形容，在長安、洛陽的一些街頭巷尾，甚至開始出現“論斤賣書”的攤販！賣的自然是些最粗劣的竹紙印刷的啟蒙讀物或過期歷書，但“書”與“紙”在價格上的趨同，其象征意義令人震撼。知識載體，正從昂貴的奢侈品，快速滑向普通消費品。
這股風潮，以兩都為中心，順著發達的驛道和商路，迅速向帝國各州縣擴散。
在揚州、成都、廣州、江陵、汴州等大城，很快出現了專門售賣“長安新書”、“洛陽印本”的書鋪。雖然加上運費，價格比兩都稍貴，但相比以往的手抄本，依然是天壤之別。地方上的富戶、鄉紳、乃至一些比較開明的州縣學官，開始成批訂購這些廉價書籍，或充實家塾，或捐贈給本地的書院、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