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價格的暴跌，如同在干涸的大地上降下甘霖，催生了無數渴望知識的幼苗。然而，對于大多數升斗小民乃至尋常寒門士子而，即便書價降至數百文，要系統性地獲取、閱讀、乃至借閱一系列書籍，尤其是那些并非必備但能開闊眼界、增進學識的“雜書”、“要籍”，仍然存在一道無形的門檻――購買力固然是其一，但書籍的持有、儲存、流轉，同樣是個難題。并非所有人都有余錢購置一個像樣的書架，更遑論建立起自己的藏書體系。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訓，在武則天與李瑾主導的新政中，正在被悄然修正。知識的下移與普及，被視為鞏固統治、開發民智、選拔真才的長期國策。在利用“神機印”大規模、低成本印制“正典”、“正書”以占領市場、引導輿論的同時，一項更具制度性、普惠性的配套工程，也隨之提上日程，并以驚人的速度和力度推行開來――建立覆蓋各州縣的“公立圖書館”體系，時稱“官立書庫”或“公藏閣”。
這項計劃的提出，在朝堂上引發了比“機器印刷”更為復雜的爭論。支持者認為，這是彰顯朝廷崇文重教、澤被天下的德政，能讓更多寒俊有機會讀書明理，有利于教化百姓、選拔人才。反對者則憂心忡忡：其一，耗資巨大，需在各州郡縣治所修建館舍、購置書籍、配備管理人員，是一筆持續的財政負擔；其二，書籍公開陳列，任人翻閱，尤其是那些“雜書”、“子集”，若被無知小民甚至心懷叵測之徒隨意觀覽，恐生是非，淆亂人心；其三，此舉將進一步打破世家大族憑借豐厚藏書而形成的文化優勢，動搖“詩書傳家”的根本。
然而，武則天乾綱獨斷，李瑾極力推動，狄仁杰等務實派大臣亦看出此舉對長遠文教、穩固基層的益處，最終力排眾議。朝廷頒下明詔：于天下諸州治所，設立“州立公藏閣”，由朝廷撥付專款，地方籌措部分錢糧，限期一年內建成；于各緊要、富庶之大縣，設“縣立公藏閣”，其余縣治，亦需辟出固定官舍，設立“公閱書室”，規模可稍小。所有公藏閣、書室，對本地有功名的士子、州縣學的生徒、乃至有本地戶籍、身家清白、有保人作保的良民開放，準許其在規定時間內入內閱覽，部分常用經典、蒙學讀物，在嚴格擔保下，可短期外借。書籍來源，主要由朝廷“官營印書館”統一調撥配發，也鼓勵地方官員、士紳捐贈。
詔令一下，天下震動。尤其是那些渴望讀書卻苦于無書的寒門子弟，聞之無不歡欣鼓舞，視若甘霖。而許多地方官員，則感到壓力與機遇并存――這既是彰顯政績的機會，也是個耗神費力的新差事。
長安，作為天子腳下、首善之區，自然要率先垂范，樹立樣板。
位于皇城東南隅，原本是一處前朝廢棄官署的舊址上，一座嶄新、樸拙而宏大的建筑拔地而起。這便是全國第一座，也是規模最大、規制最全的“長安公立圖書館”，又稱“崇文閣”。建筑風格并不追求華麗，而是注重實用與防火。主體為磚石結構，木構件均經過防火處理，屋頂鋪瓦，院內設有數口大缸儲水。內部空間高大開闊，以容納書籍和讀者。
圖書館分為數區：
“正經正史閣”：收藏朝廷欽定的儒家經典、歷代正史、重要律令格式。這里環境最為肅穆，書架高大，典籍多為“官營印書館”新印的精裝本，也有部分募捐或抄錄的舊本、善本。閱覽者需衣冠整潔，保持安靜。
“百家子集閣”：收藏諸子百家、詩文總集、名家別集、地理方志、醫藥算學等“雜書”。此處書籍種類最雜，數量也最多，既有新印的廉價本，也有各地收集或捐贈的舊籍。氣氛相對寬松一些。
“時文新學閣”：這是一個頗具爭議但也最具活力的區域。收藏近年的科舉優秀試卷匯編、時政策論選集、“格物院”刊印的《格物入門》《算術新編》《農器圖說》等實用新學書籍，甚至包括“天下譯館”翻譯的部分外邦地理、算學著作摘要。這里的書籍更新最快，也最受準備科舉的年輕士子和對新學感興趣的人歡迎。
“蒙學閱覽室”：專為孩童和初識文字者設置，陳列《千字文》《百家姓》《孝經》等啟蒙讀物，以及配有簡單圖畫的識字卡片、道德故事小冊。允許低聲誦讀，常有私塾先生帶著學童前來。
“抄錄堂”：為那些無力購買但又急需某些書籍的貧寒士子設立。提供紙筆（需支付低廉成本費），允許他們在館內抄錄所需篇章，但嚴禁抄錄全本（以防沖擊書市），且抄錄內容需經管理人員過目。
圖書館設“閣丞”總管，下設“書吏”、“司閽”、“灑掃”等若干員役。入館閱覽需登記姓名、籍貫、事由，但無需任何費用。外借書籍則需有本地有身份之人擔保，并繳納少量押金，限期歸還，損壞遺失需賠償。
開館之日，盛況空前。朝廷舉行了簡樸而莊重的儀式，由宰相狄仁杰親自題寫匾額“崇文閣”。館門一開，早已等候在外的人群――有青衫單薄的寒門士子，有好奇的市井識文斷字者，有領著孩童的家長，甚至還有幾個穿著干凈短褐、眼神中充滿好奇的年輕工匠（得益于近年來官府和民間興辦的“夜學”、“匠鋪學堂”，工匠識字率有所提升）――如潮水般涌入。他們被那高大整齊的書架、浩瀚如煙的典籍、以及可以自由取閱（在指定區域）的新奇規則所震撼。空氣中彌漫著新紙、新墨、新木器的混合氣味，以及一種壓抑著的、興奮的低聲絮語。
一位來自劍南道的年輕士子，撫摸著一排排嶄新的《十三經注疏》，眼眶泛紅，對同伴低聲道：“在家時，為借閱里中鄉紳半部《毛詩》，需為其家抄書三月，且不得攜出。如今……如今竟可隨意取閱，如處寶山……”他的聲音哽咽了。
在“時文新學閣”，幾個國子監的生員圍在一套新到的《格物院年刊（精選）》旁，激烈而壓低聲音地爭論著里面關于“滑輪省力原理”的圖示和計算。不遠處，一個中年書生則對著一本新印的《海外奇物志略》（摘譯自拂h、大食游記）嘖嘖稱奇。
“蒙學閱覽室”里，幾個穿著粗布但漿洗得干凈的孩子，在一位老塾師的帶領下，指著墻上的識字圖，發出清脆的跟讀聲。他們的父母，可能是小販、匠人或城郊農戶，拘謹地站在門外向里張望，臉上交織著期盼與自豪。
當然，并非所有人都樂見其成。幾個穿著體面、顯然是世家子弟的年輕人，帶著挑剔的目光在館內逡巡。其中一人拿起一本“官營印書館”統一印制的《論語集解》，翻了翻，撇嘴道：“字雖整齊，然匠氣過重，失卻筆墨神韻。且這注解，只取朱、鄭幾家穩妥之說，全無新意，更缺先賢精微之論。如此書籍，泛濫于世，恐使后學淺嘗輒止，以為學問不過如此。”另一人則指著不遠處一個正埋頭抄錄《史記》選篇的寒士，低聲道：“阿堵物（指那寒士）倒也用功，只是這館內魚龍混雜，喧嘩難免，實非靜讀深思之地。家中藏，清幽雅靜，方是讀書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