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都律?出版及論條格》如同一道堤壩，在沸騰奔涌的思想洪流前劃定了一道看似清晰的界限。然而，水勢并未因此減弱，反而在得到某種“合法性”確認（至少是部分確認）和明確的“游戲規則”后，以更加洶涌、也更為復雜多元的姿態，在堤壩限定的河床內奔騰起來，甚至開始嘗試浸潤、沖刷兩岸更廣闊的土地。《出版法》帶來的，并非萬馬齊喑，而是一種在規范下的、帶著試探與亢奮的、前所未有的思想噴發。垂拱五年（公元689年）至天授元年（公元690年）間，伴隨著武周革唐命、武則天正式登基稱帝的宏大國事背景，大唐（武周）社會的思想文化領域，呈現出一種矛盾而蓬勃的景象：一面是帝國權力頂峰的劇烈更迭帶來的緊張與肅殺，另一面卻是民間知識與思想空前的活躍與繁榮。這，便是《出版法》頒布后，在相對明確（盡管仍有模糊地帶）的規則下，催生出的“思想大爆發”。

長安，東西兩市，已成為這場爆發的“震中”。書籍的價格已降至一個驚人的低點。一套印刷精良的《毛詩》或《論語》不過數百文，尋常人家攢上幾個月也能購置；而各種新興的“雜書”、“時文集”、“小說”、“筆談”、“格物圖說”，價格更是低廉，幾十文便可購得一冊。大大小小的書肆、書攤鱗次櫛比，不僅售賣經史子集，更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新學”著作。東市“崇賢館”書肆門口，常年掛著木牌，上寫“新到《四海奇物志》，揭秘昆侖以西之國風物”、“《算學新探》詳解天元術，附實用題解”，甚至還有“《浮世鏡》第三卷，續寫市井悲歡，辛辣不減”的招牌，吸引著各色人等駐足翻閱、討價還價。

公立圖書館（公藏閣）人滿為患。除了備考的學子，更多是好奇的市民、小商人、工匠，乃至識字的婦人。他們或許看不懂深奧的經義，卻對《山河輿圖說》、《百工圖譜》、《海外番藥考》乃至那些筆調生動的游記、筆記小說趨之若鶩。在“特許閱覽區”的申請簿上，名字也日益增多，不僅有對“異端”學說好奇的士子，也有試圖從“雜家”著述中尋找商機或靈感的商人、匠人。知識的壁壘，在廉價紙張和開放書架的合力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侵蝕。

民間小報并未因《出版法》而消失，反而在登記備案后，呈現出一種“規范化”的繁榮。兩京及各大都會，出現了數十種定期出版的小報，有三日刊、五日刊、旬刊不等。內容也漸趨分化：有專注報道朝廷政令發布、官員任免、宮廷禮儀的“官聞錄”，風格相對嚴謹；有喜談市井奇聞、名人軼事、甚至夾雜志怪傳奇的“坊間談”；有專門品評詩詞歌賦、書畫古玩的“文苑摘英”；更有大膽議論時政、臧否人物、甚至公開辯論政策得失的“時務清議”和“直報”。后者雖然小心翼翼地避開“誹謗朝廷”、“詆毀人倫”的紅線，但在“批評具體政策”、“探討經世濟民之道”的灰色地帶大膽游走，辭犀利，常常引發朝野熱議。一些小報甚至開辟“讀者來論”欄目，刊登不同觀點的爭鳴文章，形成了初步的公共輿論空間。盡管偶爾有“越界”者被“出版論審議會”傳喚、訓誡甚至罰款、短暫停刊，但大多數報人在摸清邊界后，反而獲得了一種“戴著鐐銬跳舞”的刺激感與安全感――只要不碰那幾條高壓線，似乎就有了相對固定的活動空間。

思想的碰撞，在各類“文會”、“講壇”、“辯論社”中達到白熱化。以往多為士子詩文唱和的文會，如今內容包羅萬象。在長安平康坊一家名為“清談閣”的茶樓里，每月定期舉行的“時務辯會”常常座無虛席。臺上，可能是一位身著儒衫的老者正痛心疾首地批判“重商抑農”之風，認為這是“舍本逐末，動搖國本”；緊接著，一位穿著半新不舊綢衫、明顯是商人背景的中年人便會上臺，引用《尚書?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和近來市面流傳的《貨殖新論》中的觀點，論證“通商惠工，亦為富國之要”，雙方引經據典（盡管經典不同），爭論得面紅耳赤。臺下聽眾則分成兩派，高聲附和或發出噓聲，茶樓老板樂見其成，因為辯論越激烈，茶水賣得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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