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都律?出版及論條格》如同一道堤壩,在沸騰奔涌的思想洪流前劃定了一道看似清晰的界限。然而,水勢并未因此減弱,反而在得到某種“合法性”確認(至少是部分確認)和明確的“游戲規則”后,以更加洶涌、也更為復雜多元的姿態,在堤壩限定的河床內奔騰起來,甚至開始嘗試浸潤、沖刷兩岸更廣闊的土地。《出版法》帶來的,并非萬馬齊喑,而是一種在規范下的、帶著試探與亢奮的、前所未有的思想噴發。垂拱五年(公元689年)至天授元年(公元690年)間,伴隨著武周革唐命、武則天正式登基稱帝的宏大國事背景,大唐(武周)社會的思想文化領域,呈現出一種矛盾而蓬勃的景象:一面是帝國權力頂峰的劇烈更迭帶來的緊張與肅殺,另一面卻是民間知識與思想空前的活躍與繁榮。這,便是《出版法》頒布后,在相對明確(盡管仍有模糊地帶)的規則下,催生出的“思想大爆發”。
長安,東西兩市,已成為這場爆發的“震中”。書籍的價格已降至一個驚人的低點。一套印刷精良的《毛詩》或《論語》不過數百文,尋常人家攢上幾個月也能購置;而各種新興的“雜書”、“時文集”、“小說”、“筆談”、“格物圖說”,價格更是低廉,幾十文便可購得一冊。大大小小的書肆、書攤鱗次櫛比,不僅售賣經史子集,更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新學”著作。東市“崇賢館”書肆門口,常年掛著木牌,上寫“新到《四海奇物志》,揭秘昆侖以西之國風物”、“《算學新探》詳解天元術,附實用題解”,甚至還有“《浮世鏡》第三卷,續寫市井悲歡,辛辣不減”的招牌,吸引著各色人等駐足翻閱、討價還價。
公立圖書館(公藏閣)人滿為患。除了備考的學子,更多是好奇的市民、小商人、工匠,乃至識字的婦人。他們或許看不懂深奧的經義,卻對《山河輿圖說》、《百工圖譜》、《海外番藥考》乃至那些筆調生動的游記、筆記小說趨之若鶩。在“特許閱覽區”的申請簿上,名字也日益增多,不僅有對“異端”學說好奇的士子,也有試圖從“雜家”著述中尋找商機或靈感的商人、匠人。知識的壁壘,在廉價紙張和開放書架的合力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侵蝕。
民間小報并未因《出版法》而消失,反而在登記備案后,呈現出一種“規范化”的繁榮。兩京及各大都會,出現了數十種定期出版的小報,有三日刊、五日刊、旬刊不等。內容也漸趨分化:有專注報道朝廷政令發布、官員任免、宮廷禮儀的“官聞錄”,風格相對嚴謹;有喜談市井奇聞、名人軼事、甚至夾雜志怪傳奇的“坊間談”;有專門品評詩詞歌賦、書畫古玩的“文苑摘英”;更有大膽議論時政、臧否人物、甚至公開辯論政策得失的“時務清議”和“直報”。后者雖然小心翼翼地避開“誹謗朝廷”、“詆毀人倫”的紅線,但在“批評具體政策”、“探討經世濟民之道”的灰色地帶大膽游走,辭犀利,常常引發朝野熱議。一些小報甚至開辟“讀者來論”欄目,刊登不同觀點的爭鳴文章,形成了初步的公共輿論空間。盡管偶爾有“越界”者被“出版論審議會”傳喚、訓誡甚至罰款、短暫停刊,但大多數報人在摸清邊界后,反而獲得了一種“戴著鐐銬跳舞”的刺激感與安全感――只要不碰那幾條高壓線,似乎就有了相對固定的活動空間。
思想的碰撞,在各類“文會”、“講壇”、“辯論社”中達到白熱化。以往多為士子詩文唱和的文會,如今內容包羅萬象。在長安平康坊一家名為“清談閣”的茶樓里,每月定期舉行的“時務辯會”常常座無虛席。臺上,可能是一位身著儒衫的老者正痛心疾首地批判“重商抑農”之風,認為這是“舍本逐末,動搖國本”;緊接著,一位穿著半新不舊綢衫、明顯是商人背景的中年人便會上臺,引用《尚書?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和近來市面流傳的《貨殖新論》中的觀點,論證“通商惠工,亦為富國之要”,雙方引經據典(盡管經典不同),爭論得面紅耳赤。臺下聽眾則分成兩派,高聲附和或發出噓聲,茶樓老板樂見其成,因為辯論越激烈,茶水賣得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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