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歷二年的春天，來得格外遲，也格外冷。洛陽城內的積雪尚未化盡，背陰的街角屋檐下，仍掛著慘白的冰凌，在偶爾露臉的慘淡日頭下，泛著冰冷的光。然而，比這倒春寒更刺骨的，是一種無形無質、卻無處不在的寒意――那是深入骨髓的恐懼，如同厚重的陰云，沉沉地壓在神都，并隨著驛馬飛馳的公文和人們口耳相傳（盡管聲音壓得極低）的流，迅速蔓延向帝國的每一個角落。
菜市口那場血腥的公開處決，如同一場精心策劃的恐怖演示，其震懾效果遠超千道詔書、萬句訓誡。死亡，尤其是以如此公開、殘酷、且牽連廣泛的方式降臨的死亡，成為了最有效的清醒劑和鎮靜劑。它讓所有還對新政心存抵觸、對女帝權威抱有懷疑、或是對舊日秩序有所留戀的人，都不得不直面一個冰冷的事實：反抗，是真的會死人的，而且會死得毫無尊嚴，禍及家族。
這種恐怖，是“白色”的。它不像戰爭的血色那么直接粗暴，卻更加無孔不入，更加滲透心靈。它不一定要天天殺人，但殺人的可能性，像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每一個可能成為“目標”的人的頭頂。它讓空氣變得粘稠，讓笑容變得僵硬，讓語變得謹慎，讓信任變得奢侈。
朝堂之上，是這種白色恐怖最集中、最典型的體現。
每日的朝會，氣氛壓抑得令人窒息。紫宸殿內，金碧輝煌依舊，御座上的女帝，玄衣c裳，威儀天成。但殿下群臣，無論是紫袍玉帶的宰相，還是緋袍銀魚的高官，亦或是青袍銅符的中下層官吏，無不屏息凝神，垂首低眉。往日里為了政見、為了利益而進行的激烈辯論、引經據典的爭吵，早已銷聲匿跡。如今，奏對變得異常簡潔、謹慎，甚至近乎格式化。
“陛下圣明”、“新政大善”、“臣附議”、“陛下洞見萬里，臣愚鈍不及”……諸如此類的話語，成了朝堂上的主流聲音。即便是討論具體的政務，如漕運、治河、邊備，也無人敢提出尖銳的反對意見，最多只是就技術細節提出一些無關痛癢的補充。每個人都小心翼翼地將自己真正的想法藏在最深處，唯恐一不慎，被有心人（尤其是那些如毒蛇般在殿角陰影里、或在女帝身后垂手侍立的酷吏耳目）捕捉到片只語的“不敬”或“腹誹”，從而招來滅頂之災。
甚至連咳嗽，都需極力忍耐，實在忍不住，也要用袖子死死捂住，生怕那突兀的聲音打破了死寂，引來無數猜疑的目光。退朝時，官員們魚貫而出，步履匆匆，目不斜視，絕不同僚之間并行交談，更不敢私下聚會。回到各自衙署，也是關門辦公，非必要不與其他部院往來。昔日下朝后呼朋引伴、詩酒唱和的景象，早已成為遙遠的回憶。
宰相豆盧欽望，這位在清洗中因“立場堅定”、“緊跟圣意”而得以留任甚至略受倚重的老臣，如今成了朝堂上最典型的“應聲蟲”。他深知自己能留在這個位置，并非因為才能出眾，而是因為“識時務”，且與已故的元稹等人素無深交。因此，他愈發謹小慎微，每次上奏，必先揣摩圣意，凡女帝流露出傾向的，他必極力贊成；凡涉及新政的，他必高聲頌揚。他不再有自己的主見，或者說，他不敢有自己的主見。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信號：順從，才有生路。
另一位宰相韋巨源，則選擇了另一種生存策略：多做事，少說話，尤其是不評價任何人事。他將全部精力投入到繁瑣的政務細節中，對戶部的錢糧、工部的工程、禮部的儀制，事無巨細，親自過問，力求不出差錯。對于朝中風云、人事變動，他從不置喙，仿佛一個聾子、瞎子。同僚私下議論，都說韋相如今是“泥塑宰相”，只具其形。
恐懼是會傳染的，尤其在權力場中。高層官員如此，中下層官吏更是人人自危。他們或許未曾直接卷入“逆黨”案，但與元稹、與那些被清洗的官員、世家，誰沒有過公文往來？誰沒有在酒宴上碰過杯？誰沒有收受過一些不算太貴重的“冰敬”、“炭敬”？在來俊臣、周興、索元禮這些人手中，這些都可以成為“結交逆黨”、“心懷怨望”的證據。于是，銷毀舊日書信、詩文、賬目，成了許多人的當務之急。家中但凡有涉及敏感人物、敏感話題的藏書、字畫，也紛紛被投入火盆。一時間，洛陽城中不少人家后半夜都飄出紙張燃燒的焦糊味，與尚未散盡的年節煙火氣混在一起，形成一種詭異的氛圍。
市井之間，同樣噤若寒蟬。
茶館酒肆，曾是議論朝政、傳播消息的所在，如今卻再難聽到高談闊論。即便是最隱秘的角落，人們交談時也下意識地壓低聲音，不時警惕地瞥向門口和鄰桌。話題更是小心翼翼地避開任何可能與“朝政”、“新政”、“逆黨”相關的內容，轉而談論些無關痛癢的市井八卦、天氣收成，或者干脆沉默地喝酒。
說書先生們不再敢講那些影射時政的歷史故事，連《三國》、《隋唐》這類演義都減少了次數，生怕其中“挾天子以令諸侯”、“女主臨朝”的情節觸犯忌諱。取而代之的，是些才子佳人、神怪志異的老套故事，即便如此，開場前也不忘加上一句“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切勿對號入座”之類的撇清之語。
鄰里之間，也多了幾分隔閡與猜忌。往日熟悉的笑容，如今看起來都可能別有深意。誰家夜里來了生客，誰家突然有官差模樣的人出入，都會引來無數窺探和竊竊私語。因為告密，已經被女帝和酷吏們，制度性地鼓勵了。
推事院（武則天特設，由來俊臣、周興等人主持，專司審理“逆黨”案）的大門，日夜敞開。不僅接受官方的檢舉，更鼓勵民間“詣闕告密”。規定：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過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其詣闕。即便是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所若合旨，則不次授官；不合，亦不追究。于是，“告密之風”大盛。
有奴仆告發主人“誹謗朝廷”，有佃戶告發東家“隱匿田畝、抗拒新政”，有商人告發競爭對手“勾結逆黨”，甚至有無賴子弟，僅僅因為與人有私怨，便捏造罪名，前往推事院投匭告密。一時間，父子相疑，兄弟相戒，朋友相誣，夫妻相忌。人性的卑劣與生存的恐懼交織，將神都乃至許多州府，變成了巨大的猜疑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