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掃過洛陽的街巷，卷起金黃的銀杏葉，也帶來了東西兩市愈發喧騰的市聲。漕運改良初見成效，來自江淮的稻米、吳越的絲綢、巴蜀的錦緞、西域的香料，沿著重新暢通的運河與官道，源源不斷地匯聚于此。盡管朝堂之上依舊籠罩著謹慎的沉默，但在民間，尤其是商賈云集的市井之間，一種被新政隱隱催生的活力，正在悄然萌動。坊墻之內，新開設的店鋪比往年多了三成；酒樓食肆，操著各地口音的商賈談論著最新的行市與貨價；碼頭上，腳夫們喊著號子，將堆積如山的貨物卸下漕船。

然而，繁榮之下，暗流與痛楚并存。交易糾紛日益增多，契約混亂，欺詐頻發；行會與官府胥吏勾結，強買強賣、盤剝商販之事時有耳聞；大宗貨物運輸途中遭劫或意外損失，往往索賠無門，引發斗毆甚至人命官司；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員依舊秉持“重農抑商”舊念，對商賈任意攤派、肆意勒索，視其為可隨意榨取的“錢囊”。

文學館內，關于“平等律”的激烈爭論余音未了，一個更加新穎、也更具爭議的議題，被正式擺上了案頭：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制定一部獨立的、系統的“商法”？

提出這個構想的，依舊是那位思維活躍、關注實務的年輕校書郎劉晏。在收集、整理了近一年來各地上報的涉及錢債、買賣、雇傭、運輸、倉儲等糾紛的數百份案卷后，他撰寫了一份洋洋灑灑的《請定商律疏》，在文學館的例行研討中，當眾宣讀。

“……今永昌新政，勸課農桑，亦不廢貨殖。漕運暢通，關津漸弛，南北貨物周轉日繁，民間交易十倍于前。此乃富國之兆，亦為朝廷稅賦之源。然觀今之商事，無法可依，或依《雜律》零散條款，或憑地方官一時之判，或循前朝舊例、民間陋規。標準不一，尺度各異，奸猾者得逞，良善者受欺。糾紛既起，或訴諸私斗，傷亡人命；或賄賂官吏，扭曲是非。長此以往，商道壅塞，貨不暢其流，民不得其利，朝廷亦失其稅。此非盛世之象也！”

劉晏的聲音在靜默的館內顯得格外清晰，他翻動著手中的卷宗，上面密密麻麻記錄著各類案例：揚州鹽商因“賒賣”引致的巨額壞賬糾紛；洛陽大絹行與蜀地販帛客商關于貨物“水漬”責任的扯皮；長安柜坊（早期錢莊）發生的“假匯票”欺詐案；乃至邊市上與突厥、回紇等部落交易時因“牙人”（中間人）不公引發的沖突……

“故，臣晏冒死建：當別立《商律》一篇，或單行《商法》條例，與《戶婚》、《雜律》等并列，專為規范商事活動，明確買賣、借貸、合伙、運輸、倉儲、票據、市舶（海外貿易）諸事之權責利，定紛止爭，保護商賈合法經營，促進貨殖流通，充盈國庫，此乃永昌新政題中應有之義，亦為萬民之福也！”

劉晏的話音剛落，館內便如冷水滴入熱油，瞬間炸開。

“荒誕！”徐文遠第一個拍案而起，老先生氣得胡須直抖，“士農工商，四民之序，自古而然。商者，通有無而已，賤業也！豈可專為之立法，使其與士農并列于律典？此乃本末倒置，敗壞風俗！圣人之教，重義輕利。若專立商法，豈不是鼓動天下人棄本逐末，汲汲于錙銖之利？長此以往，人皆重利輕義，禮崩樂壞矣！”

另一位出身清河的學者崔沔也搖頭反對：“劉員外郎只見商利，不見其害。商人重利輕別離，父子兄弟，計算錙銖。其性狡詐，其行投機。若以國法專為護佑，則彼等更無忌憚，囤積居奇，操縱物價，盤剝小民，甚至交通王侯，干預朝政！前漢晁錯《論貴粟疏》有：‘商賈大者積貯信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此乃與民爭利，動搖國本之蠹蟲也，安可立法以滋其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