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重農抑商”傳統觀念的學者不在少數，他們引經據典，從《論語》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到《管子》的“務本去末”，將商業視為破壞自然經濟、腐蝕淳樸民風的洪水猛獸，對專門立法保護商事活動，表現出極大的警惕和抵觸。

但這一次，劉晏并非孤軍奮戰。一些較為務實、或出身庶族、對民間經濟了解更深的官員和學者，開始站出來支持他。

刑部郎中裴談從司法實務角度說道：“徐公、崔公所固然有理，然則時移世易。如今市井繁榮，交易頻仍，糾紛日多乃是不爭事實。州縣官吏審理此類案件，苦于無法可依，或循舊例，或憑心證，往往同案不同判，百姓怨聲載道。若有明晰商法，則官吏有所遵循，商民有所預期，可省無數訟累，亦是安定地方、維護治安之要務。豈可因噎廢食？”

一位曾在江淮轉運使府任職的官員補充道：“下官在江淮時，親見漕運、鹽鐵之利，實為朝廷命脈。然大宗貿易，動輒涉及巨萬錢帛，若無明確契約、運輸、風險承擔之法規，一旦出事，往往釀成大亂。若有商法可依，則交易各方權責清晰，可促進大宗貨殖，于國用實有大利。且今永昌新政，鼓勵通商，若無法度保障，商賈必心存疑慮，裹足不前，新政成效，恐將大打折扣。”

李瑾一直凝神靜聽，此時緩緩開口：“諸公之議，皆有所本。重農固為國之根本，然工商亦不可或缺。《周易》有云：‘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圣王亦不廢交易。今之世，非古之小國寡民可比。兩京繁華，萬國來朝，貨殖流通乃國家生機所在。朝廷設市舶司，征商稅，已承認其利。既有其利，則當有其規。無法，則利為亂源；有法，則利為國資。”

他看向狄仁杰：“狄公，您看呢？”

狄仁杰沉吟片刻，目光掃過在場諸人，最終落在那些記錄著各類商事糾紛的案卷上，緩緩道：“治國如治水，堵不如疏，疏不如導。商事活動，如同水流，已然洶涌，不可強行遏止。若無河道堤防規范之，則必泛濫成災，侵蝕農田（農業根本），沖毀屋舍（社會秩序）。然若因勢利導，修筑堅固之法律河渠，則可使其灌溉沃野（繁榮經濟），推動舟楫（促進流通），利國利民。”

他頓了頓，繼續道：“專立商法，并非拔高商賈地位，使其與士農并列，而是面對現實，因事立法，為已然廣泛存在、關乎國計民生之商事活動，確立一套明確、穩定、可預期的規則。其目的，非為鼓勵人人逐利，而是為了定分止爭，降低交易耗費，保護正當經營，打擊奸詐不法。如此，農可安其耕，工可精其藝，商可通其貨，各得其所，天下乃治。至于徐公所憂之風俗，崔公所慮之國本，法條之中，自可加以引導和約束。例如，嚴禁官員經商、限制商賈奢侈、打擊囤積居奇、確保糧帛等民生根本物資流通穩定等，皆可載入商法，使其利歸于國，惠及于民，而防其弊。”

狄仁杰這番“因勢利導”、“筑渠規水”的比喻，高屋建瓴，既承認了商業活動的客觀存在和重要性，又強調了法律規范的必要性和引導性，一定程度上調和了“本末”之爭。他將“立法”本身，從“鼓勵商業”的道德爭議，拉回到了“規范行為、穩定秩序、有利國家”的實用層面，使得反對者一時難以從道德高地上直接駁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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