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洛陽，暑氣蒸騰，但比天氣更熾熱的，是文學館內關于新律草案基本成型后，一個迫在眉睫、卻又近乎無解的難題：如何讓這部耗費無數心血、承載著“永昌新政”部分理想的新法典，從廟堂高閣走向市井鄉野，從精英的辯議變為百姓的認知？

“法者，天下之程式，萬事之儀表也。”李瑾放下手中厚重的、墨香猶存的新律草案匯總卷帙，目光掃過在座的狄仁杰、劉晏、徐有功、裴談等人，聲音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與堅定，“然程式、儀表，若藏于秘府，束之高閣，不為天下萬民所知、所曉、所用，則與廢紙何異？與無此程式、儀表，又有何區別？”

館內一時沉默。他們剛剛經歷了一場艱苦卓絕的立法跋涉，從“平等”原則的艱難確立，到“商法”的獨立成篇，再到“專利版權”的微弱萌芽，“司法相對獨立”的謹慎嘗試，以及“代書人”的有限規范……每一步都伴隨著激烈的爭論、艱難的說服和小心翼翼的妥協。如今，法典的骨架已初步搭就，血肉正在填充，但所有人心里都清楚，這具精心構建的法律軀殼，若不能獲得“民知”與“民信”的魂魄，終將是一具華美的僵尸，甚至可能淪為貪官污吏舞文弄法、欺壓百姓的新工具。

“殿下所，實乃根本。”狄仁杰緩緩開口，眉宇間是深沉的憂慮，“昔日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謂‘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并有爭心’。其雖偏，然亦道出一理：法需曉喻，民方知懼知守。我朝《永徽律》及其疏議，不可謂不完備，然能通讀理解者，十中無一。州縣官吏，尚且有人不明律意，何況閭閻百姓？新律較舊律，更添‘平等’、‘契約’、‘專利’等諸多新意，若不加宣講曉喻，百姓茫然無知，則新法之行，必多窒礙，甚或滋生新的不公。”

劉晏年輕氣盛，接口道：“狄公所慮極是。譬如商法之中，保護‘市券’、規范‘牙人’，此乃保護商販之利。然若行商坐賈不知其法，遇事不知憑‘券’理論，或仍循舊例私下解決，或被不法牙人、胥吏蒙騙，則良法美意，盡成空文。又如‘代書人’之設，本為助不通律令者，然若百姓不知有此途徑，或不信其能助己，則此制亦同虛設。故，普法宣教，乃行法之先導，甚至重于立法本身！”

道理誰都明白，但具體如何操作，卻讓在場諸人，包括素以干練著稱的狄仁杰，都感到棘手萬分。

裴談苦笑：“普法……談何容易。我大唐疆域萬里，州縣千百，百姓億兆，十之八九目不識丁。律文深奧，即便抄錄頒布，貼于州縣衙門照壁，又有幾人能看？幾人能懂？難道要我等挨家挨戶去宣講不成？此乃不可能之任務。”

“確是如此。”徐有功也嘆道，“且百姓日常，多依鄉規民約、宗族家法、人情事理。訴訟告官，視為畏途。驟然告以新法，其權利，恐反生疑惑，或以為官府設套，或以為天方夜譚。更甚者，若百姓稍知權利，便蜂擁告狀，州縣官府如何應對？此亦不得不慮。”

阻力不僅來自技術層面，更來自根深蒂固的觀念和利益。消息傳出，立刻有保守派官員上疏，辭激烈：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圣人之訓也。百姓但知遵從上命，安分守己即可，何需盡知律法？若人人熟知律條，必生狡黠之心，動輒援引律文，與官府抗衡，與尊長爭訟，天下豈有寧日？此非治國，實乃亂國之階也！”

“律法乃朝廷威柄，官吏所執。若盡示于民，則威柄下移，官吏何以治民？刁?民必持片只語，糾纏不休，挾制官府。且新律之中，多有‘平等’、‘契約’等新說，若廣為傳播，恐啟小民非分之想，動搖尊卑上下之序。法宜秘，不宜宣；威宜專，不宜分。此乃馭民之道！”

這些論，代表著一種強大而頑固的統治哲學：法律是統治工具，是“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權柄象征，是精英階層（尤其是官僚集團）壟斷的知識和權力。將其向百姓普及，在他們看來，不僅是多余的，更是危險的，會削弱統治的神秘性和權威性，喚醒百姓的權利意識，帶來不可控的風險。

面對技術上的巨大困難和觀念上的頑固抵制，李瑾和狄仁杰知道，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找到切實可行、又能被各方（尤其是武則天）接受的折中方案。

“普法天下，非一日之功，亦不可強求一蹴而就。”李瑾在又一次閉門會議中定下基調，“當分步驟、有側重、多渠道而行之。目標并非使每個百姓皆成律學大家，而是讓其知曉最基本、與其切身相關的律法原則和權利，知所行止，有所憑依。”

狄仁杰頷首：“殿下所甚是。老臣以為，可從以下幾處著手，循序漸進。”

首先，是“刊印頒行，昭告天下”。這是最基礎的一步。新律一旦最終定稿，將以朝廷名義，大規模雕版印刷（利用已有“版權”概念的萌芽，由官方指定的“首刻”書坊承制），頒發至各州縣。不僅要存放于官府，更要在州縣衙署、市集、城門、驛站等公共場所懸掛、張貼主要條款的摘要或通俗告示。告示需用通俗白話書寫，務必讓稍有識字能力者能看懂大意。同時，責成各州縣學官、博士，在講學之余，向生員、士子講解新律大義，通過他們影響其家族、鄉里。

“生員、士子，乃地方鄉紳之基，亦為民智所系。他們通曉律義，于地方息訟、解紛乃至監督胥吏，皆有大用。”劉晏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