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以案釋法，寓教于判”。狄仁杰提出，可要求州縣官員，在審理案件、尤其是涉及新律條款（如新的契約糾紛、輕微的平等權利案件等）時，在判決文中，不僅要引述律條，更要用淺顯的語闡明判決所依據的法理、新律的精神。判決后，擇其典型、有教育意義者，在衙前或市集公開宣讀判決要旨，甚至可將一些典型案例匯編成冊，下發州縣參考。“讓百姓在具體的案件中，看到新律是如何被使用的，其權利是如何被保護的，其義務又是如何被規定的。此潛移默化，潤物無聲之法。”
第三，則是更具創新性，也更有爭議的“宣講與教化”。李瑾提議，可仿效漢代“三老”教化鄉民之制，結合唐代的鄉里制度，嘗試在州縣之下，由官府組織或支持，進行有限度的法律宣講。對象可以是各鄉的“耆老”、“鄉正”，或者寺觀的僧道（他們往往有一定文化，且在民間有一定公信力），由州縣法曹或指定的“明法”吏員，定期（如每季或每年）對其進行簡單的法律知識培訓，重點是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戶婚、田土、錢債、斗毆等律條，以及新律的主要變化。然后由這些“鄉土法律明白人”回到鄉間，用更俚俗的語，向鄉民進行宣講、解釋。同時，鼓勵民間藝人，將一些法律故事、典型案例，編成變文、俗講、曲子詞等通俗文藝形式，在集市、節慶時演出，寓教于樂。
“此議恐有難度。”裴談提醒，“鄉里耆老，多依宗法舊規，對新律未必認同。僧道宣講律法，是否合適？民間藝人若曲解律法，以訛傳訛，又當如何？”
“故需引導與規范并行。”李瑾道，“宣講內容，需由官府審定大綱。對配合的耆老、僧道，可給予少許褒獎（如減免部分賦役、賜予匾額）。對民間藝人的唱本，官府不宜直接干預，但可鼓勵創作一些正面反映新律好處的故事。關鍵在于開頭，只要有人開始講，開始傳，法的種子便能播撒下去。”
最后，也是最具長遠意義的，是“納入蒙學，肇始于童”。劉晏提出了一個更大膽的設想：在新編的蒙學讀物（如新的《千字文》、《太公家教》增補本）中，適當加入最基礎、最核心的法律道德觀念，如“守法度，重契約；明尊卑，亦平等（有限度的）；戒斗訟，但亦知訴權”等，以簡潔押韻的句子呈現，讓孩童在啟蒙階段，便對基本的法律原則有初步印象。“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法治觀念，亦需從童蒙培養。”
這個龐大的、多層次的普法構想，在文學館內反復討論、細化，也伴隨著不斷的爭論和妥協。保守派激烈反對“宣講教化”，認為這是“以吏為師”的泛濫，會擾亂地方宗法自治；反對“以案釋法”過于公開，認為會“暴露官衙決事之機，啟刁?民效仿之念”；更強烈反對“納入蒙學”，認為這是“以律法侵蝕圣賢教誨，敗壞童蒙純樸之心”。
然而，李瑾和狄仁杰堅持認為，新律的推行，若無一定程度的民眾知曉與理解，必將事倍功半，甚至可能因執行中的扭曲而引發新的矛盾。他們不斷向武則天陳述利害，強調普法是為了“使民知法畏法，減少紛爭，易于治理”，是為了“彰顯永昌新政之仁德與開明”，是為了“穩固陛下革新之基”。
最終，武則天在仔細權衡后，給予了有條件的支持。她批閱的措辭謹慎而務實：“新律既成，自當曉諭軍民，使之知所遵守。著禮部、刑部會同文學館，擬定宣諭條例。刊印頒行、衙門張榜、以案釋法等事，可即行之。鄉里宣講、蒙學增補二事，牽連頗廣，可先于兩京畿輔、數處大州擇地試行，觀其成效，再議推廣。務須謹慎，勿得滋擾地方，亦防好事之徒借機生事。”
這已是最好的結果。獲得許可后，文學館聯合禮部、刑部，迅速行動起來。簡化、白話版的《永昌新律要略》被編纂出來，重點突出“十惡”等重罪、新的田土戶婚規定、商法中的契約要點、以及告訴的基本程序。大量的印刷任務被分派下去。朝廷的邸報系統，也開始定期刊載一些對新律條款的官方解釋和典型案例。
在洛陽、長安的市集，第一次出現了用特大字體書寫、配有簡單圖示的“新律告示墻”，吸引了大量百姓圍觀。雖然大多數人不識字，但總有識字的熱心人高聲念誦，引起陣陣議論。官府組織的“明法吏”開始在指定的坊市，進行最簡單的法律咨詢和講解，盡管前來詢問者寥寥，且多是詢問具體的賦役、田產問題，但這畢竟是一個開始。
在狄仁杰的推動下，大理寺和刑部開始有選擇地編纂《永昌判例輯要》，要求收錄的判詞必須清晰說明法理。一些州縣官員，在壓力或激勵下，也開始嘗試在判決中增加說理部分。
至于鄉里宣講和蒙學改動，則在指定的幾個“試點”州縣小心翼翼地展開，效果如何，尚需時間檢驗。
盛夏的蟬鳴中，一場前所未有的、自上而下的法律知識普及運動，如同涓涓細流，開始緩慢地、阻力重重地向帝國龐大而凝滯的社會肌體滲透。它的效果是微弱的，它的覆蓋是有限的，它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在廣袤的鄉村，絕大多數農民依然遵循著千百年來的習慣和宗法，對遙遠廟堂頒布的“新律”茫然無知或漠不關心。在官場，許多胥吏和低級官員，對需要“普法”、“說理”感到厭煩和不適應，陽奉陰違者不在少數。
但變化畢竟開始了。在神都的茶館酒肆，開始有人談論“新律說的‘市券’是何物”；在州縣衙門附近，開始有膽大的百姓，拿著按了新指印的契約，試探著詢問官吏；在少數試行宣講的鄉里，開始有老人疑惑地討論“難道女兒真的也能分一點田產？”；甚至，像宋z那樣的“代書人”，也開始接到一些關于新式契約糾紛的咨詢……
“普法天下行”，這不僅僅是將法律條文傳播出去，更是一場試圖改變千百年來“法藏于官”、“威不可測”傳統的隱秘革命。它播撒的，不僅是具體的法律知識，更是一顆名為“規則意識”和“權利萌芽”的種子。這顆種子落在堅硬而貧瘠的土壤里，絕大多數可能無法發芽，但只要有極少數的幾顆，能在石縫中扎根，或許，就能在未來，為這個古老的帝國，帶來一絲不一樣的、微弱卻堅韌的生機。
李瑾站在文學館的閣樓上，望著遠處市集上隱約可見的“新律告示墻”前聚集的人群，心中沒有多少喜悅，只有沉甸甸的責任和清醒的認知。他知道，這僅僅是一小步，前方是更為漫長、更為艱難的“法治代人治”的征程，而真正的阻力，或許才剛剛開始顯現。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