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春草綠，神都洛陽的牡丹含苞待放。距離《永昌律》正式頒行天下，已過去近一年。朝堂之上，關于“德法之辨”的激烈爭論似乎已塵埃落定，至少表面如此。州縣之間，刊印精良的新律文本和各式告示，也早已通過驛傳系統(tǒng)，覆蓋了帝國的絕大部分郡縣。然而，當李瑾微服行走在洛陽南市喧囂的人群中，或是在偏殿翻閱著來自四面八方的奏報、案卷時，他心中那份關于“法治”的熾熱理想，正經(jīng)歷著嚴酷現(xiàn)實的淬煉，漸漸冷卻、沉淀，化為一種更為復雜、也更為堅韌的認知。
過去數(shù)月，他采納了狄仁杰的建議，也依從了自己內心的沖動，數(shù)次輕車簡從，甚至布衣草履，在兩京畿輔的幾個州縣暗中查訪。他看到的東西，遠比劉晏匯報的更為具體，也更為觸目驚心。
在洛陽縣衙旁的巷口，他親見一個老農攥著皺巴巴的、按有新律要求有“官印”和“中人畫押”的土地典當契約，卻被胥吏以“印章模糊不清”、“中人不合新規(guī)”為由，拒之門外，老農跪地哭求，那胥吏只是不耐地揮手，直到老農從懷中摸出幾枚油膩的銅錢悄悄塞過去，胥吏的臉色才稍霽，嘟囔著“下不為例”，將契約收下。那所謂的“新規(guī)”，不過是胥吏隨口杜撰，只為索賄。
在長安西市，他聽聞一起商販糾紛。兩個胡商因貨物成色問題爭執(zhí)，本可按新律中相對明晰的“市易條例”和“契約規(guī)范”快速裁決，但負責市易的丞吏卻故意拖延，暗示雙方“表示誠意”，最終迫使急于交易的胡商忍痛“孝敬”，才得以“調解”了事。新律的條文，成了勒索的“依據(jù)”，而非保護的“屏障”。
在鄭州，他偶遇一個試圖按新程序申訴賦稅不公的農戶，那農戶手中甚至有一份鄉(xiāng)里“代書人”（實為略識字的落魄書生，并未取得正式憑照）幫忙寫的、還算工整的訴狀。然而，州衙的門子連接都不接，只嗤笑一聲：“識得幾個字，就學人告狀？滾滾滾，莫擋了老爺們的道！”訴狀被扔在地上，沾滿泥污。那農戶呆立半晌，默默撿起，佝僂著背離開了。他或許永遠不會再嘗試用“新法”保護自己。
更多的，是漠然。集市上，官府張貼的、配有簡易圖畫的“新律要略”告示前，偶爾有人駐足，但大多只是看個熱鬧，識字者念上兩句，周圍人聽聽也就散了。對于絕大多數(shù)升斗小民而，什么“契約精神”、“訴訟程序”、“平等保護”，遠不如今天的米價、明日的天氣來得實在。他們依然遵循著古老的習慣：有事找族長、找鄉(xiāng)老；遇上官司，要么認命，要么傾家蕩產(chǎn)去“打點”；“法”這個字，對他們來說，更多意味著枷鎖和鞭子，而非保護和依憑。
暗訪歸來的李瑾，常常獨自坐在東宮書齋，對著搖曳的燈火，陷入長久的沉默。那些底層百姓茫然、麻木或畏懼的臉，那些胥吏熟練的敲詐勒索，那些官員表面恭敬、實則敷衍的姿態(tài)，與文學館中那些慷慨激昂的辯論、字斟句酌的律文，形成了刺眼而令人無力的對比。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在巍峨的廟堂與塵埃般的民間之間，橫亙著怎樣一道幾乎無法逾越的鴻溝。那道鴻溝，由千百年形成的習俗、由根深蒂固的利益結構、由無數(shù)官僚系統(tǒng)的惰性與惡意、也由普羅大眾的知識匱乏與無力感共同澆筑而成。一部精心修訂的法典，幾聲自上而下的詔令，就想跨越它，何其天真！
“殿下是否感到沮喪？”一日，狄仁杰來訪，見李瑾對著窗外暮色出神，輕聲問道。
李瑾回過頭，臉上已沒了初時的激憤，只剩下一種沉靜的疲憊。“狄公，我曾以為，革除舊弊，頒行新法，便如同修筑水渠，只要設計得當，用力開挖，活水自然能灌溉四方。如今看來，我修的或許不是水渠，而是想在一片早已板結、溝壑縱橫的古老土地上，重新規(guī)劃江河的走向。非但舊有的溝壑阻力重重，便是那土地本身，也似乎并不渴求新的水流。”
狄仁杰在對面坐下，蒼老的臉上露出理解的神色：“殿下能作此想，便是進益了。法治，非僅是一套條文，更是一種秩序，一種習慣，一種深入人心的信念。條文易改，秩序難移，習慣難變，信念難立。我華夏千百年來，王法與人情，天理與國法，糾纏交錯。官吏治民，講究的是‘情理法’兼顧，而往往‘情’與‘理’在先，‘法’在末。百姓畏官，怕的是官威，是胥吏手中的權柄，而非律條本身。如今欲以‘法’為繩墨，一斷于是，將‘情’、‘理’乃至‘官威’都約束在‘法’的框架內，無異于要扭轉千年的積習，觸動無數(shù)人的既得利益與思維定式。其難，不亞于移山填海。”
“難道就無計可施？只能任其自流，讓新律成為另一堆故紙？”李瑾的聲音里有一絲不甘。
“自然不是。”狄仁杰搖頭，目光悠遠，“只是需得明白，此乃百年大計，甚至數(shù)百年之大計。非一朝一夕，一人一代之功。殿下、老臣、文學館諸同僚，乃至支持新法的朝野有識之士，我輩所能為者，不過是開其端，立其基，播其種。”
他緩緩道：“殿下所見種種弊端，正是這‘開端’之難。有陽奉陰違者，需以監(jiān)察、考績、懲處，樹其威；有借法肥私者，需以更嚴密的監(jiān)督、更透明的程序，塞其隙；有茫然無知者，需以更耐心、更持久的教化，以案釋法，以事明理，啟其蒙。此非一役可竟全功，需反復較量，點滴滲透。”
“譬如前朝宇文泰、蘇綽行‘六條詔書’，王安石行‘新法’，其法未必全無是處，其敗非敗于法，而敗于急、敗于孤、敗于未能持久。我朝修訂《永昌律》，有天后支持，有殿下主持，有諸多才俊襄贊，此勝于前人處。然尤需戒急、戒躁，不求畢其功于一役，但求日拱一卒，功不唐捐。”
狄仁杰的話，像一瓢冷水，澆滅了李瑾心中殘存的急躁之火，也讓他更清醒地看到了任務的長期性與艱巨性。這不再是少年人意氣風發(fā)、揮斥方遒的戰(zhàn)場，而是一場需要極大耐心、韌性與智慧的持久戰(zhàn)，一場與時間、與人性、與整個傳統(tǒng)社會的漫長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