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出了一個關鍵原則：將“教”與“學”進行一定程度的剝離。對宗教信仰，在控制的前提下允許有限存在；對附帶的科學知識和技術，則積極學習吸收。

武則天高踞御座，靜聽各方爭論。她對于神佛之事，內心并無太多篤信，更看重實際效用與政治影響。她欣賞李瑾務實的態度，也清楚知道完全禁絕一個由正式使團引入、且姿態恭順的宗教，既無必要，也可能損害“天朝上國”包容四海的形象。但她也深知思想領域茲事體大，不可放任自流。

深思熟慮后，武則天最終做出了裁決。她以一貫的清晰、果斷的語氣下詔：

“朕紹承天命，撫有四海，懷柔遠人，德澤遐被。法蘭克國使遠來，其僧約翰等，慕化請譯真經，宣播善道，其志可嘉。準于兩京（長安、洛陽）及揚州、廣州等通商大埠，各置‘波斯寺’（沿用舊稱，以示區別）一所，供其祀奉天尊，譯注經文。”

“所譯一切經文，須先呈報鴻臚寺，會同秘書省、崇玄署（管理道教）、祠部（涉及佛教事務）官員詳加勘驗。凡有違背我朝綱常禮法、詆毀釋道二教、蠱惑人心、干預政事之語，一概刪削，不得刊行流布。寺內僧眾，需遵大唐律令，不得私蓄武裝，不得聚眾惑亂，不得引誘良民，尤不得以教義阻人孝養父母、祭祀祖先。”

“其僧約翰等，既稱通曉天文歷算、醫藥之術，可于寺內設學，由欽天監（司天臺）、太醫署、算學館遴選聰慧官生、醫士，前往習學。所學內容，需定期錄呈有司核查。若確有裨益實用，朝廷不吝賞賜。”

“另，著鴻臚寺主理，于四方館內設‘異域文獻館’，專事收集、翻譯、整理此番使團及日后各邦所獻之圖籍、技藝資料，分門別類，存檔備查。此事由太子兼領。”

這道詔書，體現了一種高度管控下的有限開放策略。它正式給予了景教合法存在的地位，允許其建寺、譯經、傳教，但劃定了清晰的紅線：不得觸犯儒家倫理核心（尤其孝道）、不得攻擊佛道、不得干政、傳播范圍受限。同時，巧妙地將朝廷的興趣點引導向其所附帶的“實學”知識，并建立了制度化的收集、翻譯、研究外來知識的機構。

詔書一下，約翰主教及其隨行僧侶欣喜若狂。盡管限制重重，但這畢竟是在這個偉大帝國獲得了合法的立足點！他們立即著手，首先在洛陽南市附近，擇地（由鴻臚寺指定）開始籌建第一所“波斯寺”。同時，更加緊翻譯經典，并積極準備向唐朝選拔來的官生傳授知識。

朝野對此反應不一。支持者認為天后圣明，展現了博大胸懷。反對者雖仍心存憂慮，但見限制嚴格，且朝廷重點在于“取學”，也就暫時偃旗息鼓，轉而更加警惕地監督其行。佛道兩教人士則加緊研究景教經文，準備論辯，以防其教義滲透。

普通百姓則更多是好奇。洛陽城新建的“波斯寺”吸引了眾多目光，其奇特的十字架標志、莊嚴肅穆的禮拜儀式、僧侶們吟唱的異域贊美詩，都成為市井談資。有些人出于好奇進去參觀，有些人被其宣揚的“善行”、“救贖”所吸引，更有一些長期居住在兩京的波斯、粟特等西域胡商，因其原有信仰（如祆教、摩尼教）或與景教的歷史淵源，開始成為最早的信眾。

上官婉兒受命關注此事，她詳細記錄了這場朝堂辯論、詔書內容以及景教初傳的種種情狀。她在筆記中寫道：“……景教之入，非獨一教之傳播，實為東西交匯之又一波瀾。天后允其存立，而嚴設藩籬，重其實學而抑其教爭，可謂得其要矣。然夷教扎根，其力雖微，其勢漸滋，將來是福是禍，猶未可知。唯我朝文明昌盛，自有主體，若能取其技藝之精，化其為我所用，而不為其所化，則善莫大焉。”

李瑾則對建立“異域文獻館”一事投入了更多熱情。他親自過問館址、人員選拔，要求不僅翻譯景教僧侶帶來的知識，還要廣泛收集、整理通過絲綢之路、海上貿易傳來的各方書籍、圖表、技藝。他認為，這才是此次法蘭克使團到來，帶來的最大長遠價值――開啟一扇持續觀察、學習外部世界的窗口。

景教，這顆來自遙遠西方的宗教種子，就這樣在大唐帝國嚴格限定的土壤中，被小心翼翼地種下了。它能否發芽、生長，能長成何種模樣，既取決于它自身的適應與調整，更取決于這片古老土地主人的意志與智慧。而這一事件本身，已經深刻地表明，永昌年間的大唐（周），在經歷了內部劇烈的變革與整合后，正以一種更為復雜、自信而又審慎的心態，面對著來自外部世界的、全方位的沖擊與挑戰。文化的交流與碰撞，在信仰的維度上，悄然拉開了序幕。而這，僅僅是開始。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