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器物，武則天對異域動植物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她下令在洛陽宮苑、上林苑中，開辟專門的“奇卉園”和“珍獸苑”，廣泛征集、引種、飼養來自世界各地的奇花異草、珍禽異獸。
嶺南、福建、安南都護府進獻了各種南方奇花：花色艷麗、形如鶴首的鶴望蘭（極樂鳥花），花朵碩大、氣味奇異的大王花（尸香魔芋，雖然氣味不佳，但因其巨大稀有而被進獻），以及許多色彩斑斕、中原未見的熱帶蘭花。來自天竺的商隊，則帶來了葉片寬大、夜間開花的曇花，以及形如佛手的佛手柑。甚至通過波斯商人，間接獲得了一些地中海地區的植物，如銀蓮花、鳶尾等。武則天常在處理政務閑暇，漫步園中，觀賞這些異域花卉，詢問其名稱、習性、原產地。她曾對伺弄花草的宮人說：“天地生萬物，各具其態。我中華牡丹、芍藥，雍容華貴；彼域奇葩，亦自有一番妍態。可著花匠小心培植，若能適應我土氣候，廣為繁衍，亦是一樁美事。”
“珍獸苑”更是熱鬧。除了傳統的西域貢品如獅子、犀牛、鴕鳥外，更有許多前所未見的動物被送來。有來自林邑（占婆）的長臂猿，在籠中攀援飛蕩，鳴聲凄清；有來自真臘（柬埔寨）的白象，被裝飾得富麗堂皇，溫馴異常；有來自渤泥（婆羅洲）的長鼻猴（天狗猴），相貌奇特，引人發笑；還有來自更遙遠的“僧o”（東非）的斑馬、長頸鹿（雖然此時稱呼不同，描述類似），其奇特的條紋和長頸，讓見多識廣的宮廷眾人也驚呼不已。武則天甚至特意命畫師將這些珍禽異獸的形態仔細描繪下來，編成圖冊，并附上其習性、產地、名稱的說明。
她對一頭年幼的、來自吐蕃高原的牦牛產生了特別興趣。此牛力大耐寒，毛長絨厚。武則天不僅觀賞，還詳細詢問了其習性、用途，得知其毛可織毯、肉可食、乳可飲、可負重，乃高原之寶后，她沉吟道：“此牛耐高寒，或可試養于隴西、河西高寒之地，若成，可惠及邊民。”
最有趣的是她對幾種新作物的關注。有胡商帶來一種塊莖作物，稱在其原產地（可能為南美，經間接貿易傳來，或指南亞、東南亞的某種薯類）廣為種植，高產且耐貧瘠，蒸煮后味甘可食。武則天命在皇莊中辟出小塊土地試種，并親自去察看生長情況。當看到那茂盛的藤蔓和挖出的碩大塊莖時，她眼中露出欣喜：“若此物真如所，不擇地力，產量豐厚，于瘠薄山地、青黃不接之時，或可活人無數。著司農寺仔細試種，記錄其習性，若果真有益，可逐步推廣于山鄉。”這體現的，已不僅僅是好奇，而是心系民生的務實考量。
武則天對這些“奇物”的興趣，很快被朝野上下所感知。投其所好者自然不少，各地官員、外國使節、胡商巨賈，紛紛絞盡腦汁，搜羅天下奇珍異寶、海外方物進獻。一時間，洛陽宮廷仿佛成了世界奇物的博覽會。對此，武則天來者不拒，但她也并非一味奢靡。對于明顯華而不實、徒耗民力的貢品，她會加以申飭；但對于那些蘊含新技術、新知識或有潛在實用價值的“異物”，她總是表現出極大的耐心和探究欲。
朝中也因此有了一些不同的聲音。有保守大臣上疏，委婉勸諫：“陛下乃天下之主，當垂拱而治，以道德化天下，豈可效仿隋煬帝，好大喜功，聚斂奇玩，恐傷圣德，啟奢靡之風。”對此，武則天只是淡淡回應：“朕觀奇物，非為玩好。察其工巧，可知彼邦技藝；觀其物種，可廣我朝物用；識其珍異，可顯我朝懷柔，能致遠方之寶。豈可與煬帝并論？”她將個人興趣，巧妙地與“考察外情、有益民生、彰顯國威”聯系起來，讓人無從反駁。
李瑾對母親這份“好奇心”持支持態度，并努力將其引導向更有建設性的方向。他不僅積極協助搜羅、研究這些異域物品，更建議在“異域文獻館”下增設“珍異考工所”，專門負責研究海外傳入的奇特器物、動植物、礦產，分析其原理、特性、可能的用途，并嘗試仿制、引種或馴化。這實際上是將武則天的個人興趣，制度化、學術化，變成了帝國汲取外部物質文明成果的一種渠道。
蘇琬在記錄中寫道：“……天后好奇物，非止于耳目之娛。于珠玉，見其光華，思及國運之昌；于奇器，見其機巧，思及工技之進；于異獸奇花，見其生態，思及物產之豐；于新種作物，更思民生之利。此非玩物喪志，實乃以好奇之心，行格物之實，懷遠人之術，富國家之資。故太子因勢利導，設‘考工’之制，化天家之好為天下之用，誠為善政。”
一次，武則天在把玩一件大食進獻的、鑲嵌著彩色玻璃和琺瑯的金壺時，對身旁的李瑾和上官婉兒感嘆：“世人皆道帝王當深居九重，垂拱而治。然不知外界之廣，焉能治天下之大？不見萬物之奇，焉能知造化之妙？昔張騫鑿空，方知西域；今海陸通達，奇物紛呈。朕見一物，便思其來自何方，其民如何，其國如何。見這金壺之工，便知大食匠人之巧，其國必重工巧；見那耐寒之牦牛，便思我邊地苦寒，或可借此改善民生……帝王之好奇，非孩童之嬉戲，乃胸襟也，乃眼光也。”
李瑾深以為然。他知道，母親的這份“好奇”，正是這個時代大唐（周）帝國在鼎盛期，依然能夠保持活力、愿意接觸和了解外部世界的內在動力之一。它不那么嚴肅，不那么功利，甚至帶著些許天真的趣味，但正是這份趣味，沖淡了權力的冰冷，也讓這個帝國在威嚴之余，多了幾分生氣勃勃的探索氣息。
“媚娘好奇物”，這看似個人化的舉動，實則與“瑾辨有用之學”、“異域風俗考”一起，構成了永昌年間大唐面對外部世界的多元面相：理性的甄別、獵奇的觀察，以及帶有實用主義色彩的喜好與探究。它們共同拓展著這個帝國的認知邊界，也微妙地改變著其文化的氣韻。而這一切，都發生在武則天那看似隨意、實則意味深長的把玩與詢問之中。世界的豐富性，正通過這些奇珍異物，悄然浸染著帝國最高統治者的心靈，也透過她，影響著這個國家的走向。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