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與藝術領域，外來影響亦悄然滲透。詩人筆下，出現了更多“葡萄美酒夜光杯”、“胡琴琵琶與羌笛”的意象。畫家描繪的“番馬”、“胡商”題材增多，線條與用色也隱約吸收了某些西域畫風的元素。一些來自印度、波斯的建筑樣式、紋飾圖案（如聯珠紋、忍冬紋、蓮花紋的變體），被巧妙地融入寺廟、宮殿乃至貴族宅邸的裝飾之中。

然而，這種“海納百川”的包容，并非毫無邊界、全盤接受的“同化”。大唐文化展現出一種強大的主體性和消化能力。外來的音樂被吸收，但音律、曲式逐漸與中原傳統融合，形成新的“燕樂”；胡旋舞的激烈被稍加馴化，融入更多宮廷舞蹈的優雅；胡服的窄袖被保留，但材質、紋飾更加華美，符合華夏審美；胡食的烹調方法被借鑒，但食材和口味被調整以適應更廣泛的受眾；甚至景教的十字架，也被工匠們巧妙地與祥云、蓮花等傳統紋飾結合，雕刻在教堂的建筑構件上。這是一個以我為主，兼容并蓄，進而轉化創新的過程。如同浩瀚的海洋，接納萬千江河，無論河水是清是濁，是急是緩，最終都化為自身那一片深邃而獨特的蔚藍，并因其廣納百川而更顯博大。

官方對這種融合趨勢，總體持樂見其成的態度，甚至有時會推波助瀾。武則天本人就常在宮中設宴，演奏胡漢合璧的樂曲，欣賞融合了胡風的舞蹈。朝廷的典禮、宴饗中，胡樂胡舞是重要組成部分。李瑾主持的“異域文獻館”和“珍異考工所”，更是從國家層面，系統性地進行著文化的篩選、引進與融合工作。

當然，并非所有人都對此歡欣鼓舞。一些恪守“華夷之辨”的守舊士大夫，對彌漫朝野的“胡風”深感憂慮。他們上疏進諫，認為過度沉溺胡樂、胡舞、胡食、胡服，是“用夷變夏”，會導致禮崩樂壞，人心不古。有人痛心疾首地寫道：“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咸洛。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他們將安史之亂后唐朝的衰敗（在原本歷史中）歸咎于“胡化”，而在當下，這種憂慮已然浮現。

對此，武則天和李瑾的態度是明確而堅定的。在一次朝會上，有御史以此為由，請求朝廷下詔，禁止官員百姓“過度”穿戴胡服、沉迷胡樂。武則天聽后，淡然道：“禹出西羌，文王生西夷，然皆圣人也。服飾音樂，不過器物聲樂之末，何關禮樂之本？昔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而國以強。今四海一家，胡漢皆為朕子民。胡人慕我華風，習我禮儀，是教化之盛；漢人偶著胡服，喜聽胡音，亦是尋常人情，何足深怪？只要不違禮法大義，不害風俗根本，聽之可也。若一味禁絕，反顯我朝心胸狹隘，非大國氣象。”

李瑾亦補充道：“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我華夏文明，自先秦以來，便是不斷吸納融合四方之長，方能成其博大精深。胡樂激昂，可振人心氣；胡服便捷，利于行事；胡食新奇，可廣滋味。取其長處，補我不足，化胡為華，正是我文明生生不息之活力所在。若固步自封，拒人千里，才是衰敗之始。當然，”他話鋒一轉，看向那位御史，“大人所慮，亦非全無道理。兼容并非盲從，開放當有根基。我朝之根基，在于圣人之教，在于禮義廉恥。此乃根本，萬不可動搖。至于服飾、飲食、音樂之流變，只要不傷根本，無礙教化，大可從容視之。”

女皇與太子的定調，再次為這種文化上的開放與融合提供了最高層的背書。包容，成為這個時代的主流精神。它體現在洛陽西市胡商店鋪鱗次櫛比的喧囂中，體現在宮廷宴會上龜茲樂與清商樂的交響中，體現在士子詩中“胡兒”與“漢月”并存的意象中，體現在普通市民早餐的一塊胡餅、一杯酪漿中。

蘇琬在《永昌紀事》中，以充滿詩意的筆觸描繪了這一景象：“……是時也，洛陽城中，胡漢雜處，熙熙攘攘。波斯賈客，解語長安；高麗生徒，通經國子。祆祠煙火，與大秦寺鐘聲相聞；胡旋急鼓，共清商雅樂同奏。市井間，胡餅與湯餅爭香，葡萄酒共茶湯競爽。士女出行，胡服窄袖，帷帽輕紗，翩然若仙，了無羈絆。此非禮崩樂壞，實乃盛世之容，海納之象。蓋我朝國力鼎盛，文教昌明，故能以我為主，化融萬方，不懼其變，反喜其新。如巨浸吸納百川，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廣；如洪爐熔煉五金，不分彼此，乃得鑄就精鋼。此等氣象，非強盛自信之世，不能有也。”

當然，這種包容是建立在強大自信基礎上的。唐人以其輝煌的文明、強盛的國力為傲，因此在面對外來文化時，心態是從容的、好奇的、甚至有些居高臨下的。他們樂于嘗試新事物，欣賞異域風情，但骨子里依然堅信華夏文明才是最高、最完美的形態。這種自信，使得他們對外來文化能夠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最終將其消化吸收，轉化為自身文化肌體的一部分。永昌年間的大唐（周），正以其海納百川的胸襟，上演著一場波瀾壯闊的中外文明大交融，為后世留下了無數璀璨的記憶，也塑造著這個帝國獨特而開放的精神氣質。這氣質，如同那個時代洛陽夜空下，由萬家燈火、祆祠圣火、佛寺長明燈與隱約的景寺燭光共同繪就的輝煌圖景，多元，明亮，而又和諧統一。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