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與藝術領域,外來影響亦悄然滲透。詩人筆下,出現了更多“葡萄美酒夜光杯”、“胡琴琵琶與羌笛”的意象。畫家描繪的“番馬”、“胡商”題材增多,線條與用色也隱約吸收了某些西域畫風的元素。一些來自印度、波斯的建筑樣式、紋飾圖案(如聯珠紋、忍冬紋、蓮花紋的變體),被巧妙地融入寺廟、宮殿乃至貴族宅邸的裝飾之中。
然而,這種“海納百川”的包容,并非毫無邊界、全盤接受的“同化”。大唐文化展現出一種強大的主體性和消化能力。外來的音樂被吸收,但音律、曲式逐漸與中原傳統融合,形成新的“燕樂”;胡旋舞的激烈被稍加馴化,融入更多宮廷舞蹈的優雅;胡服的窄袖被保留,但材質、紋飾更加華美,符合華夏審美;胡食的烹調方法被借鑒,但食材和口味被調整以適應更廣泛的受眾;甚至景教的十字架,也被工匠們巧妙地與祥云、蓮花等傳統紋飾結合,雕刻在教堂的建筑構件上。這是一個以我為主,兼容并蓄,進而轉化創新的過程。如同浩瀚的海洋,接納萬千江河,無論河水是清是濁,是急是緩,最終都化為自身那一片深邃而獨特的蔚藍,并因其廣納百川而更顯博大。
官方對這種融合趨勢,總體持樂見其成的態度,甚至有時會推波助瀾。武則天本人就常在宮中設宴,演奏胡漢合璧的樂曲,欣賞融合了胡風的舞蹈。朝廷的典禮、宴饗中,胡樂胡舞是重要組成部分。李瑾主持的“異域文獻館”和“珍異考工所”,更是從國家層面,系統性地進行著文化的篩選、引進與融合工作。
當然,并非所有人都對此歡欣鼓舞。一些恪守“華夷之辨”的守舊士大夫,對彌漫朝野的“胡風”深感憂慮。他們上疏進諫,認為過度沉溺胡樂、胡舞、胡食、胡服,是“用夷變夏”,會導致禮崩樂壞,人心不古。有人痛心疾首地寫道:“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咸洛。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他們將安史之亂后唐朝的衰敗(在原本歷史中)歸咎于“胡化”,而在當下,這種憂慮已然浮現。
對此,武則天和李瑾的態度是明確而堅定的。在一次朝會上,有御史以此為由,請求朝廷下詔,禁止官員百姓“過度”穿戴胡服、沉迷胡樂。武則天聽后,淡然道:“禹出西羌,文王生西夷,然皆圣人也。服飾音樂,不過器物聲樂之末,何關禮樂之本?昔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而國以強。今四海一家,胡漢皆為朕子民。胡人慕我華風,習我禮儀,是教化之盛;漢人偶著胡服,喜聽胡音,亦是尋常人情,何足深怪?只要不違禮法大義,不害風俗根本,聽之可也。若一味禁絕,反顯我朝心胸狹隘,非大國氣象。”
李瑾亦補充道:“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我華夏文明,自先秦以來,便是不斷吸納融合四方之長,方能成其博大精深。胡樂激昂,可振人心氣;胡服便捷,利于行事;胡食新奇,可廣滋味。取其長處,補我不足,化胡為華,正是我文明生生不息之活力所在。若固步自封,拒人千里,才是衰敗之始。當然,”他話鋒一轉,看向那位御史,“大人所慮,亦非全無道理。兼容并非盲從,開放當有根基。我朝之根基,在于圣人之教,在于禮義廉恥。此乃根本,萬不可動搖。至于服飾、飲食、音樂之流變,只要不傷根本,無礙教化,大可從容視之。”
女皇與太子的定調,再次為這種文化上的開放與融合提供了最高層的背書。包容,成為這個時代的主流精神。它體現在洛陽西市胡商店鋪鱗次櫛比的喧囂中,體現在宮廷宴會上龜茲樂與清商樂的交響中,體現在士子詩中“胡兒”與“漢月”并存的意象中,體現在普通市民早餐的一塊胡餅、一杯酪漿中。
蘇琬在《永昌紀事》中,以充滿詩意的筆觸描繪了這一景象:“……是時也,洛陽城中,胡漢雜處,熙熙攘攘。波斯賈客,解語長安;高麗生徒,通經國子。祆祠煙火,與大秦寺鐘聲相聞;胡旋急鼓,共清商雅樂同奏。市井間,胡餅與湯餅爭香,葡萄酒共茶湯競爽。士女出行,胡服窄袖,帷帽輕紗,翩然若仙,了無羈絆。此非禮崩樂壞,實乃盛世之容,海納之象。蓋我朝國力鼎盛,文教昌明,故能以我為主,化融萬方,不懼其變,反喜其新。如巨浸吸納百川,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廣;如洪爐熔煉五金,不分彼此,乃得鑄就精鋼。此等氣象,非強盛自信之世,不能有也。”
當然,這種包容是建立在強大自信基礎上的。唐人以其輝煌的文明、強盛的國力為傲,因此在面對外來文化時,心態是從容的、好奇的、甚至有些居高臨下的。他們樂于嘗試新事物,欣賞異域風情,但骨子里依然堅信華夏文明才是最高、最完美的形態。這種自信,使得他們對外來文化能夠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最終將其消化吸收,轉化為自身文化肌體的一部分。永昌年間的大唐(周),正以其海納百川的胸襟,上演著一場波瀾壯闊的中外文明大交融,為后世留下了無數璀璨的記憶,也塑造著這個帝國獨特而開放的精神氣質。這氣質,如同那個時代洛陽夜空下,由萬家燈火、祆祠圣火、佛寺長明燈與隱約的景寺燭光共同繪就的輝煌圖景,多元,明亮,而又和諧統一。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