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十年的春天,洛陽城在一場關于“胡風”與“華道”的朝議之后,空氣中仿佛多了一絲微妙的張力。朝廷頒布的幾道詔令――在重申開放包容的同時,也強調禮儀規范、加強儒學教育、約束外來宗教――像一塊投入激流中的巨石,看似暫時劃分了主流與邊界,但水面之下,各種思潮的碰撞、觀念的激蕩,卻并未停歇,反而在更深的層次展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一種經過反思、調整、乃至強化的“大唐中心論”,開始在朝野上下,以一種更為自覺、也更為復雜的方式重新確立和表達。
這種“中心論”,已非漢晉時期那種建立在“天圓地方”、“華夏居中”地理想象和“夷夏之辨”文化優越感之上的、相對樸素的自豪。經過與拂h、大食、天竺、波斯等強大文明的直接或間接接觸,尤其是通過“異域文獻館”系統性的譯介,大唐的精英階層已經模糊地認識到,在已知的“天下”之外,還存在著許多擁有悠久歷史、獨特制度和燦爛文化的“他者”。簡單的“夷狄”標簽,已難以涵蓋拂h的元老院、大食的哈里發制度、天竺的種姓與佛法,波斯的詩歌與智慧。舊的認知框架受到沖擊,新的世界觀亟待建立。
然而,這并未導致自信的崩潰,反而激發了一種更具反思性和進取性的文明自覺。永昌十年初夏,在國子監舉行的一場由李瑾提議、眾多學者參與的“華夷文明論辯”,集中體現了這種新思潮。
辯論的核心議題是:“當今之世,四方諸國,孰為文明之極?我華夏之道,尚可為天下圭臬否?”
一位年輕氣盛、熟讀新譯介典籍的太學博士率先發,他列舉了拂h(羅馬)的宏大建筑、法律制度,大食的數學、天文學成就,天竺深邃的哲學與因明邏輯,波斯的詩歌藝術,然后問道:“諸文明各有所長,光彩熠熠。我朝雖盛,然是否仍可如古時那般,自視為獨一無二、至高無上的文明中心?是否應承認,這天下乃是群星并耀,而非一日獨明?”
此論一出,舉座嘩然。許多老成持重的大儒、官員面露不豫,認為此論動搖國本,有損國威。一位禮部侍郎立即駁斥:“荒謬!夷狄之長,不過器物技巧、奇風異俗,或有一得之見。然則,論禮樂教化、人倫綱常、政治制度、文章華彩,孰可與我中華媲美?我朝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之大道,有詩書禮易春秋之元典,有律令格式之完備,有衣冠文物之粲然。此乃文明之體,根本所在。夷狄或有奇技,然無此根本,終是枝蔓浮萍,或可稱奇,不足為道。譬如拂h,雖有元老院,然其國數分東西,皇權更迭頻繁,內斗不休,豈如我朝一統,天子垂拱而治?大食雖地廣兵強,然其教嚴苛少文,排斥異己,豈如我朝儒釋道三教并存,文質彬彬?天竺雖佛學精深,然其種姓森嚴,貴賤天定,豈如我朝科舉取士,英雄不問出身?故我華夏文明,體用兼備,本末兼賅,不獨為天下中心,實乃文明之極則,萬邦之楷模!**”
這位侍郎的論,代表了朝中大多數士大夫的心聲。他們承認外部世界有可取之處,但堅決認為,在文明的整體性、系統性和道德高度上,華夏文明仍****,具有不可比擬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感,并非完全建立在無知之上,而是基于對自身文明體系的深刻理解與自豪。
接著,一位參與“異域文獻館”譯介工作、見識更廣的弘文館學士發,他的觀點更為辯證:“侍郎所,道出我文明根本之優,確為的論。然,亦不可小覷諸國文明之長。拂h法律之縝密,大食算術之精妙,天竺因明(邏輯)之嚴謹,皆可補我之不足。我以為,今日之‘中心’,非謂地理之正中,亦非謂文明之獨尊,而是文明匯聚、轉化、創新之高地,秩序制定、價值輻射之源點。我朝之盛,在于能以博大之胸懷,吸納四方精華;以深厚之根基,消化異質養分;以高明之智慧,熔鑄創新,自成偉器。譬如冶鐵,四方貢獻礦石,我以高明爐火,煉出精鋼。礦石雖來自四方,然精鋼為我所鑄,其利天下。此方為新的大唐中心論――我朝乃文明熔爐,天下樞紐,非唯受四方來朝,更在化四方之資,成天下之范。”
這位學士的觀點,將“中心”從靜態的、自詡的“唯一”,轉化為動態的、功能性的“熔爐”和“樞紐”,強調了吸收、轉化、創新的能力,這比單純的優越論更具說服力,也更能解釋當前“海納百川”的現實。
李瑾作為太子,在辯論將結束時做了總結陳詞,他的發,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朝廷,尤其是他與武則天經過深思熟慮后的官方定調:
“諸位所,皆有其理。本宮以為,今日論‘中心’,當明三層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