鎖定“bayviewcrescent”（灣景新月街）這個目標區域，如同在迷霧重重的海面上看到了遠方的燈塔輪廓。但燈塔依然遙不可及，中間隔著驚濤駭浪和未知的暗礁。蘇晴（林芳）清楚，以她目前“拾荒啞女”的身份和資源，絕無可能憑一己之力跨越太平洋，更遑論滲透進那條戒備森嚴的頂級豪宅街。她需要助力，需要一雙“眼睛”，一雙能穿透空間、幫她看清目標具體位置、防御虛實，并能提供某種進入途徑的“眼睛”。
私人偵探，這個在電影和小說中常見的角色，浮現在她腦海。在這個法律和秩序邊界模糊、灰色地帶叢生的東南亞城市，私人偵探（或者更準確地說，各種名目的“調查員”、“信息掮客”）行業或許同樣存在，甚至更加活躍。他們游走在法律邊緣，拿錢辦事，不問來由，只要價格合適。這無疑是與她目前處境和“林芳”身份最為匹配的、獲取專業幫助的途徑。
但如何找到這樣的人？如何在不暴露自身真實意圖和脆弱處境的前提下，進行接觸和委托？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難題。她不能大張旗鼓地打聽，更不能通過網絡公開搜索（那會留下痕跡），只能再次從最底層、最不引人注目的渠道入手。
她重新將注意力放回那棟中檔公寓樓和拾荒者群體。那個神秘亞裔男人“李”和穿保潔員制服的女人，是他們處理“溫哥華事務”的觸手。直接接觸他們風險太高，但或許可以通過他們，或者與他們相關的人，接觸到這個城市的“地下”信息網絡。
接下來的幾天，蘇晴（林芳）的拾荒工作更加“專注”。她開始有意識地擴大“作業范圍”，不僅限于那棟公寓樓的后巷，也擴展到附近幾棟商務公寓、小型寫字樓甚至是一些看起來消費不低的咖啡館、餐廳的后門垃圾集中點。她像一只最耐心的蜘蛛，編織著無形而細密的信息網，試圖捕捉任何與“調查”、“信息”、“找人”、“辦事”相關的蛛絲馬跡。
她留意那些在非工作時間出入寫字樓、行色匆匆、穿著隨意卻眼神警惕的人；留意咖啡館里低聲交談、不時交換文件或信封的會面；留意餐廳后巷，偶爾出現的、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的、駕駛普通車輛卻舉止干練的男女。她從其他拾荒者零碎、含混的閑聊中，過濾著有用的信息。她聽到過關于某個“很厲害、什么都能打聽、但要價很黑”的“瘸腿輝”的只片語；也聽說過一個“專門幫富婆查老公、路子很野”的“瑪姬姐”。這些名字如同暗夜中的螢火，微弱而飄忽，但至少指明了方向。
她最終將目標鎖定在“瘸腿輝”身上。原因很簡單，“瑪姬姐”聽起來更偏向情感糾紛和本地調查，而“瘸腿輝”的傳聞更模糊，也更符合“什么都能打聽”的描述，可能涉及的范圍更廣，包括海外。
找到“瘸腿輝”并不容易。他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沒有廣告，只存在于特定人群的口耳相傳中。蘇晴（林芳）花費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在拾荒之余，像個真正的底層游民一樣，混跡于街角巷尾、廉價的茶水攤、深夜依然營業的路邊攤，用她日漸熟練但依然笨拙的當地語詞匯，配合手勢和表情，小心翼翼地旁敲側擊。她不敢直接打聽，只能假裝無意中聽到，或者用“幫一個可憐的同鄉姐妹打聽跑路老公”（這是她能想到的、最不引人懷疑的理由）這類模糊的說辭，一點點拼湊信息。
付出總有回報。在一個潮濕悶熱的傍晚，她終于從一個在街邊擺攤修鞋、據說消息很靈通的老鞋匠那里，得到了一個確切的地址――不是“瘸腿輝”的住址或辦公室（他根本沒有），而是一個他常去的、位于老城區迷宮般巷弄深處的、兼營地下賭檔和小額高利貸的破舊桌球室。
“那個瘸子，嘖嘖，心黑手狠，但確實有點門道。不過，找他辦事，錢要帶夠，話要想好再說。”老鞋匠瞇著眼，一邊敲打著鞋跟，一邊用當地語含糊地警告，渾濁的眼睛里閃過一絲精明和警惕，“還有，別告訴別人是我說的。”
蘇晴（林芳）默默記下地址，從拾荒換來的、皺巴巴的零錢里，抽出幾張面額最大的（對她而已是巨款），悄悄塞進老鞋匠的工具箱縫隙。老鞋匠眼皮都沒抬，只是敲打鞋跟的力道似乎輕了一些。
次日黃昏，蘇晴（林芳）換上了一套稍微干凈些（但仍然破舊）的衣服，將頭發梳理整齊，臉上刻意涂抹得更加滄桑憔悴。她沒有攜帶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物品，只帶了少量現金（幾乎是她全部積蓄的一多半），以及那份至關重要的文件殘頁的復印件（她用撿來的圓珠筆和廢紙，盡可能清晰地臨摹了關鍵信息，原件被她藏在棚屋一個極其隱蔽的角落）。她沒有攜帶那根鋼管短矛，在這種場合，武器反而可能成為麻煩。
按照老鞋匠描述的曲折路徑，她穿過狹窄骯臟、晾滿衣服的巷道，繞過散發著刺鼻氣味的排水溝，最終在一扇銹跡斑斑、沒有任何標識的鐵皮門前停下。門虛掩著，里面傳出桌球撞擊的清脆響聲、男人的吆喝聲、劣質香煙的嗆人氣味和隱約的汗臭。
蘇晴（林芳）定了定神，推門而入。昏暗的燈光下，幾張破舊的綠色桌球臺旁，圍著幾個赤膊或穿著汗衫的男人，正在打球或圍觀。空氣中煙霧繚繞。看到她進來，幾個男人停下動作，投來打量和審視的目光，帶著毫不掩飾的輕蔑和好奇。在這種地方，一個穿著寒酸、面容憔悴的中年亞裔婦女出現，顯得格格不入。
“找誰？”一個靠在柜臺邊、剔著牙的矮壯男人用當地語粗聲問道，眼神不善。
蘇晴（林芳）低下頭，用生硬的當地語，夾雜著中文詞匯，怯生生地說：“我……找輝哥。有人介紹……說，他能幫忙。”
矮壯男人上下打量了她幾眼，嗤笑一聲：“輝哥？你找他？他能幫你什么？討債還是找人打架？”周圍響起幾聲哄笑。
蘇晴（林芳）身體微微瑟縮了一下，但依舊低著頭，聲音不大卻清晰地說：“打聽事……找人。給錢的。”
聽到“給錢”兩個字，矮壯男人的笑容收斂了些，朝桌球室最里面、燈光更加昏暗的角落努了努嘴：“那邊，自己過去。規矩點。”
蘇晴（林芳）道了聲謝（發音古怪），低著頭，穿過幾張球臺，走向那個角落。她能感覺到背后幾道目光一直跟隨著她，如同實質。
角落里擺著一張油膩膩的小方桌，桌旁坐著一個男人。男人看起來五十多歲，身材瘦削，臉頰凹陷，左邊褲腿空蕩蕩地挽起，露出一截金屬假肢。他穿著一件洗得發黃的舊襯衫，嘴里叼著一根沒有點燃的香煙，正獨自擺弄著一副破舊的撲克牌。聽到腳步聲，他抬起頭，露出一雙略顯渾濁、卻透著精明和冷漠的眼睛。
“輝哥？”蘇晴（林芳）試探著用中文問。老鞋匠說過，“瘸腿輝”是早年從福建偷渡過來的華人。
男人（輝哥）沒說話，只是用那雙眼睛上下掃視著蘇晴（林芳），目光像冰冷的刀子，似乎要將她里外看透。半晌，他才用帶著濃重閩南口音的普通話，慢悠悠地開口：“誰介紹的？”
“老街口，修鞋的陳伯。”蘇晴（林芳）低聲回答，這是老鞋匠讓她說的暗號。
輝哥不置可否，指了指桌對面的破椅子：“坐。什么事？”
蘇晴（林芳）依坐下，雙手放在膝蓋上，顯得局促不安。她深吸一口氣，開始背誦早已準備好的說辭，聲音刻意放低，帶著底層婦女特有的、對生活的無奈和一絲怨憤：
“我男人……跑了。跟一個有錢的女人，跑到外國去了。我聽人說，是去了加拿大，一個叫……溫哥華的地方。”她觀察著輝哥的表情，對方只是面無表情地聽著，手指繼續擺弄著撲克牌。
“家里老人病了，孩子要上學，我一個人……實在過不下去了。我就想找到他，不要他回來，就想問他要筆錢，安頓家里。”她說著，眼圈適時地紅了紅，聲音有些哽咽，將一個被拋棄、走投無路、只想討點錢的可憐婦人形象演繹得淋漓盡致。
“我攢了點錢，不多……都帶來了。”她小心翼翼地從懷里掏出那個用手帕包著的小布包，里面是她幾乎全部的積蓄――皺巴巴的一疊當地貨幣和一些小額美元。“我知道輝哥你門路廣，有本事。我就想求你，幫我打聽打聽，我男人到底在溫哥華什么地方，只要能找到個大概地址，或者知道他在哪一片也行……我好托人帶話過去。”她將布包輕輕推到桌子中央。
輝哥瞥了一眼那疊薄薄的鈔票，嘴角扯出一絲不易察覺的譏誚。“就這點？”他聲音平淡，聽不出喜怒，“溫哥華？加拿大？你知道那地方多大？找個人，跟大海撈針差不多。你這點錢，連路費都不夠。”
“我知道……我知道錢少。”蘇晴（林芳）連忙說，語氣更加卑微懇切，“我不求輝哥你親自去找，就求你……求你托那邊的朋友，幫忙問問，查查。我男人叫……阿強，姓王，叫王強。”她胡亂編了個名字，“聽說跟的那個女人很有錢，住在那種……很貴的房子區，好像叫什么……灣什么的地方。”她故意說得含糊，眼睛卻緊緊盯著輝哥。
輝哥停下了擺弄撲克牌的手，抬起眼皮，那雙渾濁的眼睛里閃過一絲精光：“灣？溫哥華的灣？是西溫哥華吧？那邊靠海，很多豪宅。”
“對對對！好像是西……西什么。”蘇晴（林芳）連忙點頭，臉上露出“你果然懂”的敬佩和急切，“輝哥，你有門路能問到嗎？我只要個大概地方就行！剩下的錢，等我……等我找到他，要到錢，一定加倍補上！”她開出了空頭支票，這在底層糾紛中很常見，也符合她“走投無路、病急亂投醫”的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