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第二天，家里電話響了。母親接起，是縣城的大姨打來的。電話里聲音又急又快，帶著哭腔，母親聽了半晌，臉色越來越凝重，最后只說：“大姐你別急，我們馬上過去。”放下電話，母親對古民和父親說：“你大姨家出事了，建軍（表哥）又要結婚了，對方家里條件提得高，談不攏，鬧起來了。建軍把自己關屋里不吃不喝，你大姨夫高血壓犯了，剛送去診所。讓我們過去幫著拿個主意。”

父親皺了皺眉：“建軍？他不是三年前才離的嗎？這又要結？對方什么人家？要多少？”

“聽說是他廠里一個同事的妹妹，也是二婚，帶個女孩。彩禮要十八萬八，還要在縣城買套新房，只寫女方名字，說是給她們娘倆保障。建軍那點積蓄，上次離婚就折騰得差不多了，哪還有錢？可女方家咬死了不松口，說不然就散。建軍像是認準了這人，跟你大姨他們杠上了。”母親一邊說一邊換衣服。

古民默默聽著。建軍表哥比他大十歲，在縣里一家機械廠當技工，手藝不錯，但性格有些悶。第一次婚姻是親戚介紹，倉促結婚，因性格不合和婆媳矛盾，三年后離婚，沒孩子，但幾乎凈身出戶（房子給了女方）。這才三年，又要再婚，而且對方條件如此苛刻。他幾乎能立刻在腦海里勾畫出這件事的輪廓：一個急于再組家庭、可能帶有某些情感或現實補償心理的大齡二婚男，一個尋求經濟保障的二婚帶孩女，一個被高額要求逼到墻角的普通工薪家庭，以及夾雜其中的面子、焦慮、對未來的恐懼和算計。

“我也去。”古民起身。父親看了他一眼，想說什么，但想到上次古民用excel表格分析彩禮問題引發的家族風波，又把話咽了回去，只點了點頭。

大姨家住在縣城一個老舊小區。屋里氣氛壓抑，大姨眼睛紅腫，大姨夫躺在床上，臉色發白。建軍表哥坐在角落的凳子上，低著頭，一不發，整個人籠罩在一團灰色的頹喪里。茶幾上攤著幾張紙，是手寫的“禮單”和“要求”。

看到古民一家來了，大姨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又開始哭訴。內容與母親電話里說的基本一致，但補充了細節：女方32歲，在超市做收銀，前夫因賭博離婚，她帶著8歲女兒。她堅持高額彩禮和新房，理由是“第一次婚姻失敗，這次必須要有保障”，“不能委屈了孩子”，“建軍是二婚，她也是吃虧的”。建軍月收入約五千，除去開支所剩無幾。大姨家老兩口退休金微薄，還有個小兒子在讀大學，根本無力支持。

“民子，你讀過書，腦子活，你給看看，這事……還有沒有緩？”大姨抹著眼淚，帶著一絲最后的期望看向古民。顯然，上次“excel事件”雖然讓古民背了“冷血”名聲，但在大姨這類真正被現實逼到絕境的人眼里，他那套“算賬”的能力，似乎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古民沒有立刻回答。他先拿起那份手寫的“要求”仔細看。內容直白而苛刻，幾乎是一份單方面的“經濟索取清單”，沒有任何關于婚后共同生活、責任分擔、甚至情感基礎的描述。建軍表哥在這件事里，完全處于被動和乞求的姿態。

他又看了一眼表哥。建軍才三十出頭，但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蒼老，眼神里有一種認命般的麻木，以及對“再次擁有家庭”的近乎偏執的渴望。這種渴望，或許源于社會壓力、孤獨感，或是對第一次失敗婚姻的某種補償心理，讓他在這段明顯不對等的關系中，失去了基本的議價能力。